眼下，“公园城市”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词汇。那么从旅游策划人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虽然相关概念尚待厘清、国家标准体系尚未确立，但是各地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热情不减。从东南沿海的福建石狮到西北边陲的新疆石河子，政府和媒体都在谈论、憧憬着它，有的城市甚至已经请规划院设计出了相关方案。

公园城市是什么，怎么建，它与以往的园林城市、生态城市、森林城市有何不同？只有弄清了这些基本问题，才有可能避免盲目跟风、大搞政绩工程，同时也避免在对“公园城市”的憧憬中迷失方向。

图片来源：北京龙景园 摄
 

探路：从城市公园到公园城市

广东江门是梁启超的故乡，也是巴金笔下“鸟的天堂”。近年来，这个人口不到500万的著名侨乡又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开风气之先。

2015年4月，《江门市公园城市建设工作纲要（2015-2020年）》颁布实施，提出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山、林、田、河、海等生态景观资源，到2020年逐步形成五级市域公园体系。一年后，江门市建成各级各类公园916个，各类绿道2082公里，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出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规划构思。

与江门同一年启动的，是贵阳市的“千园之城”建设工程。2015年之前，该市只有365家公园，“千园之城”建设启动三年后，全市公园总数超过1000个。根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贵阳市公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贵阳将打造“山环水抱，林城相融，公园棋布，绿廊环绕”的公园城市空间特色。

长江北岸，江苏扬州也在大规模“造园”。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扬州全市共建设公园350多个，其中主城区各类公园达200多个。

2017年12月《扬州市公园条例》颁布，将公园体系建设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一年之后，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出版《公园城市》一书，书中深入探讨了城市公园与公园城市的辩证关系，并独辟蹊径提出“公园思维”执政理念。

对于公园城市而言，2018年是一个分水岭。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视察时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一年多来，成都“大干快上”，“公园城市”在当地成为高频词。政策规划纷至沓来，机构设置与部门重组应运而生，学术研讨与工程建设齐头并进。

而究竟什么是公园城市？对此政府部门和业界尚无定论。但是对于公园城市不是什么，专家们的看法却大体一致——公园城市≠公园+城市，不能单纯看公园数量，更不是大建公园。

“公园并非越多越好，也不是公园越多市民的幸福感就越强，这两者没有必然关系。”一位风景园林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他看来，城市公园要平均使用、各有特色，公园城市则应该将系统性、生态价值和服务品质纳入评价标准。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胡洁是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主设计师、北京世园会规划阶段总负责人。他认为，公园城市理念是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之间找平衡点，对于提高人居环境和城市品质具有非常积极正面的价值。

“如果说以往的城市公园是一个个绿色孤岛，那么眼下的公园城市就是覆盖全市的大系统，城市是从公园中长出来的一组一组的建筑。系统式的绿地和孤岛式的公园是有高低之差的。”胡洁说。

他认为公园城市至少应该具备两大特征：普惠，提高全民生活品质；系统，将生态引入城市。“不是在城市中建公园，而是把城市变成大公园。”

以成都为例，眼下，成都将公园城市定义为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并将其内涵本质概括为“一公三生”，即公共底板上的生态、生活和生产。

歧路：模式、资金、管理的三岔口

对于建设中的公园城市，不少专家都寄予了高度的期待。他们关心的不仅是一城一地的公园城市进展，更希望能够通过公园城市的探索，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中国样本。

作为天府公园城市研究院的专家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希望将成都的公园城市理论和实践上升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范本。在他看来，公园城市是“生态文明的城市版，城市发展的绿色版，美好生活的现实版，田园城市的未来版”。

但是，公园城市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新课题，牵涉面广、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以成都为例，天府新区公园城市的规划周期达30多年，仅龙泉山森林公园就要建设整整50年，投资数千亿。

因此，公园城市建设在整体规划、商业模式、服务管理上也存在巨大挑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顾朝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公园城市是具有前瞻性、前沿性的人居环境改善工程，但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关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财政能力水平量力而行。他认为，眼下最重要是不改变城市结构、不大搞公园和绿地建设，而是将现有资源整合盘活，把小的绿地空间开放给公众。“公园城市就是大大小小的公园一体化形成的城市。”顾朝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