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日本又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也曾明确提出疏解东京的诸多功能，构筑“多中心分散型”国土结构的战略设想。
但这一战略设想，最终还是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以发展信息、金融等新兴产业抢占国际产业制高点为由，扼杀在摇篮中，最后只是在东京地区的新宿、池袋、涩谷等地象征性地建设了几个“副都心”了事。

日本“多中心分散型”国土结构战略设想
然而，这些规划虽目标坚定，却依旧没能彻底改变东京“一极集中”的局面，反而大量的大型公司借着这股趋势纷纷将总部迁往东京，包括大阪等地的企业，很大程度上瓜分着东京土地。
数据显示，到1989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1925年首批挂牌上市的企业中，47%的企业已经在东京尤其是在CBD区域设有总部，其中60%集中在千代田区，30%集中在中央区和港区，三区占了全部企业数量的90%。除本土企业外，大量外国企业也纷纷涌入日本尤其是东京都市圈以寻求投资和发展的机会。
这些聚集的企业多数以金融、贸易和信息技术等产业为支撑，促进了东京圈生产功能的转变，服务行业异军突起，产业的发展也使得企业的职位需求量增大，外来的就职人员大量涌入，结果使东京都市圈的人口持续迅速增加，这与其他城市人口增长停滞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结：
从其他国家疏解首都功能(这里，首都功能是对现状已有的功能而言，非首都功能是对未来首都应具有的功能的意愿而言)的做法来看，至少以下几条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首都功能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是行政功能也区分出内政、外交、军事这样的“核心”与“非核心”功能。
狭义上的首都功能，应该是行政功能，广义上的首都功能是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教育、科技、金融功能，那么非首都功能至少包含了不在此范围内的经济功能，以及与之对应的一部分企业，还有非核心的教育功能、医疗功能应该在迁出之列。
中国是一个大国，首都功能必然十分复杂，单位的建制又划分为行政、事业、国企、民企、NGO等，就服务业而言，北京既有高端服务功能，还有专业性很强的专业服务功能，北京之所以能吸引许多世界500强总部落户，就是对专业化服务的依赖，基于此，对于如何甄别“首都”和“非首都”，或者做出“留下”或“迁出”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
但笔者倾向于将政治、文化和金融中心的功能保留在北京，而其它在经济、教育以及非核心的国家行政功能，以及附属在上述职能之下的许许多多的组织，迁出北京进入雄安新区是必要的。
二是一定要有一个居住人口的迁出的过程，以及建设普及性、保障性住宅的举措，并且将稳定房价作为规划重要的目标之一。“迁都”到120公里之外对于每一个已经享受到北京带来的诸多便利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毕竟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也许需要经过一代人的过渡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三是首都功能基本上分布在半径15—50公里的都市圈范围内，并且要建立快捷的交通系统，从而形成吸引各类功能的空间骨架。
从四大世界城市和首尔、柏林等发达国家首都地区的人口、产业的聚集和扩散规律来看，大部分具有“圈层分宜、廊道拓展”的空间分布特点。
15公里范围内的中心城区是各项高端服务功能高度混合区域，如政治管理、交流、CBD、科教文化等。
15—30公里范围的近郊地带是中心城区的配套协作区，是首都功能和新兴职能拓展的区域，如专业化服务、批发贸易、休闲娱乐等。
伦敦周边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集聚了全英四分之一的研发机构和24所高等院校，也是跨国公司、新兴产业的总部集聚区。
而纽约市10—30公里范围内，沿着轨道交通线分布着大量公共服务设施和学校、疗养院、博物馆、医院、表演中心等。
30—60公里的远郊地带，主要沿着交通廊道布局专业化的产业新城，该区域也是疏解非首都职能的重点区域。
四是城市规划应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来实施。因为依靠城市规划来解决“城市病”问题，就需要配之以在土地、人口、经济等方面相当大的行政权力才行，才能按照规划的意愿制定各种空间发展政策。
首尔制定了“拥塞抑制区、增长管理区和自然保护区三类政策区”，不同的政策区域对于工业、学校和其它建设项目做出了分区管理的要求，并在税收政策上采取差异策略。在拥塞区严格限制建设，并且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登记税提高3倍、财产税提高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