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德参与了四川杨柳村的灾后社区营造。灾后的杨柳村民自己搭起轻钢架构，完全不依靠包工队，自己建造出抗震环保的羌民族建筑。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罗家德看来，中国有两个地方最应该率先发展乡村社区营造：一是长三角，二是珠三角。
他认为，回到乡村的情结之所以越来越浓重，缘于城市人的追求正从“仓廪实”到“知礼节”。不过，他认为，不用那么有情怀地说一定要下到乡村，不限城市，不限乡村，社区营造，不妨从自己所处的小区做起。

重新找回人与人的关系
如何让不断“空心化”的乡村重新焕发新的活力，这是个深刻的命题。那么在乡村社区营造方面有着许多实践的罗家德先生认为乡村社区的营造应该是如何的呢？
罗家德曾说：“我从事社区营造的研究，但是一直要求自己不要只顾埋在书堆里鼓捣理论模型，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社区营造点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基地，也就是直接进入乡村、进入小区、进入街道，研究不同的社区营造该怎么做。
汶川地震之后，我去了四川杨柳村。杨柳村的灾后社区营造项目已经做了四年。到了当地，发现那里“好山好水好无聊，大家都在往外跑”。如何把这个村的文化和人都留下来，过上和城市一样美好的生活？社会学者都以为发展靠政府、市场和社会齐头并进、平衡发展。选择进入灾区、社区进行社会学实践，我们想探索的是找到一条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可以走的路。”

社区营造的意义是什么？
社区营造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从英国开始的。其本质就是重新找回人与人的关系，让在工业化、城市化后原子化的个人重新融入整个社会生活中。
在他看来，所谓“社区营造”，就是社区居民自组织起来，政府提供一定经费，给予一定引导，再由公益组织提供专业知识帮扶。它的理论最核心部分是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怎么形成他们的协会、我们外来能人怎么和内部能人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提供政策，提供资金，提供足够的动力，让民间组织活起来。在民间自发、政府引导中，让很多公益组织能进入其中，最终使社区能有自己的能力，生生不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地解决问题。

“青蛙观光”的故事
我国台湾桃米村的社区营造，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桃米村本来是很穷的村子，留守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台湾9·21大地震后，出台政策，让桃米村每家每户可以贷款建房，很多本来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都回来盖房，一大批桃米村青年返乡了。他们一边盖房子，一边讨论：我们的家乡到底怎么办？如果没有人，盖这些房子有什么意义？他们开始重新深思：我们的家乡要到哪里去？我们的根是否能保存？
这时候，新故乡基金会来帮助桃米村做社区营造。他们发现全亚洲有51种青蛙，台湾有29种，而桃米村就有23种。为什么呢？桃米村从前是日月潭旁的一片沼泽地，后来变成生产稻米的地方。大量年轻人到都市就业后，稻田就一片片荒了，恢复成了沼泽地，各种青蛙都跑回来了。所以，桃米村新的社区营造就是做“青蛙观光”，售卖青蛙知识。
新故乡基金会人员带了许多人来做培训，教村民辨识各种青蛙，让他们知道这种青蛙叫什么名字、学名是什么、俗名是什么，最后村里的老公公、老婆婆都来接受培训了。村里做导游的绝不是雇来的年轻小伙，而是自小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村民，这就变成了桃米村的观光特色。
后来客人多了，每家接待多少客人，大家轮着以求公平。自从各家建了网站后，就不用分配客人了。新故乡基金会人员还从台北市找来法国餐大厨教大家怎么做菜。渐渐地，大家发觉这里真的形成了一个自组织。为什么自组织那么重要？如果一位村民不懂得自组织的话，大家都想赚钱，我家盖7间房，他家盖8间房，明天另一人盖30间房。新问题就来了：过度开发，水源没有，青蛙跑光，这个村子也完了。一位社会学系老师到贵州做少数民族研究，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很好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被地方政府包给商人搞观光，5年后，村寨里只有小商小贩，没有人过日常生活，民族特色文化也没了，观光客自然不来了。
桃米村就自己组织起来规定，村民之间通过互相监督、互相议论，形成一种“乡规民俗”。最后大家用公共经费做各式各样的公共建设，创造出更多适合青蛙生活的栖息点，成为观光地。他们创造各种各样的办法，让都市人帮他们挖泥土、开发池塘，不亦乐乎，一晚还能收500元的住宿费，用各种方法营销文化理念，这些都是靠着社区营造，靠着村民自组织的力量，慢慢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台湾后工业化社区营造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把农村变为都市人“养生”、“养心”、“养灵”的地方。我们太忙了，人生变得很茫然，目标很模糊，需要找一个地方搞“三养”。台湾最好的住宿，不是五星级饭店，而是民宿，不是卖住一晚多豪华、多高级，而是卖感觉、卖文化体验：比如白天主人带着客人到薰衣草田地学习种植，做薰衣草香料，晚上陪客人聊天，或是带着客人看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