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言网：与美国情况比较，同中国业主、设计协作方的合作有什么不同？

Michael：业主有很大不同。过去200多年历史中，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建筑界一直在做过程设计，开发出设计体系。相比，中国文化的驱动力不是科技，而是领导。中国建筑设计以领导的观点为重，不取决于技术流程。两种环境的“语言”模式根本不同。

畅言网：同中国的业主交流有什么秘诀吗？

Michael：

我认为业主有权得到最佳建议和最优秀的方案。他们付钱，其观点理应得到重视。作为设计师，我们要向业主呈现出高效、优化的方案。业主如果提出不喜欢一项设计，我们就会更改。我们在中国的客户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建筑师更懂设计，将选择权交给我们；另外一种更相信自己，设计师只需要提供几种材料，他们选择喜欢的。我们最近的一个项目，被告知需要更改。然而，甲方领导指出：公司支付了高昂的设计费，对方是知名设计公司，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懂得比设计师多？我们应该遵循原定的项目步骤。当然，也有甲方觉得自己更懂行，他们要求设计师给出不同的方案，再让他们挑选。

对于住宅、学校、传统建筑项目，中国设计公司具备充足的能力和经验，因此甲方雇佣国外设计公司是愚蠢的行为。然而，西方公司在设计主题公园领域拥有几十年经验，中国的设计公司不具备这种经验，这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中国在旅游领域的设计经验只有25年左右。我们的专长是娱乐观光、旅游休闲、主题公园营造。

畅言网：您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是什么？例如突破了各种限制的项目。

Michael：

传统建筑设计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目前的世界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未来继续按同样的方式建设，其实是不可持续的。规划师存在失职，他们应当设计一个宜居世界。（指着窗外）这些城市空间没有吸引力，不符合人的尺度，但它们的确都出自建筑师之手。作为职业建筑师，也作为人类，挑战在于给出多样化的构想，使建筑实现盈利、对用户友好，让下班回家的道路更加宜人。我们要对规划方式“重新思考”。

世界不断改变，正在趋向于一个“数字界面”。建筑师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营造“智慧空间”。我们在做的一个景观项目具有数字互动性。随着你的活动，景观会呈现不同的外观。日本最近有一项研究，日本少女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超过7小时；其中10%的被调查者每天使用手机超过15小时。研究表明，5年之内，手机就能有超级计算机的强大功能。届时，手机可以达到人类大脑的极限，与环境发生互动。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客观世界和可持续性的界面，建筑师面临的挑战也在于此。刚才提到的宁波影视基地，包括订票、入园、赢取奖励在内的环节都添加了智慧设计。因为人们以数字化形式使用主题公园，他们能按方便的时间自由利用。数字科技将会对建筑设计产生革命性影响。例如，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倾向于选择更大的浴室。美国浴室甚至有水疗空间，女性会花许多时间在浴室里化妆。如果没有钱，她们都不会用化妆品。

许多建筑师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建筑师不应当是艺术家，而应是生活和文化的倡导者。美国的智能家居中，用户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在到家前，享受自动备好的晚餐。现在地铁上的乘客都喜欢看手机视频。这都是数字革命带来的改变。未来五十年还有更多变化。在人类生活方式构想领域，建筑师要尽自己的职责。

畅言网：数字产品使用方面是否存在地域差别？

Michael：数字革命和地点、文化、价值观、信仰无关。我观察到寺庙的僧侣都使用手机和电脑。

畅言网：中美两国人民对主题公园的使用习惯有差别吗？

Michael：

的确有区别。中国目前处于转型阶段。中国人认为西方文化很酷。他们去主题公园不是为了体验，而是用拍照等形式，向别人证明他们来过这里。美国人更重视主题乐园带来的体验。30年后，我想中国人不会再这么做，不再想证明自己的特殊性。1980年代末，我曾在前苏联工作。当时苏联人比较贫穷，有的人买了太阳镜，故意保留价签，好让别人知道自己花了大价钱。

畅言网：您对北京的公共空间有何看法？

Michael：

众多的人口聚集在有限的空间里，北京不是一个“人类友好”的城市。北京的道路让我在过马路时感到害怕。提到上海，我喜欢前法租界区，小巧的林荫道路，路边楼房只有两层。但我一点不喜欢浦东，那里只有购物广场、高楼、完全没有适宜尺度，规划完全失败。尽管高楼没有过错，公共空间是缺失的，不应有那么多的铺装地面。纽约中央公园是个优美的公共空间，包括绿化、土路、各种自然元素。反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全部铺上了水泥。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受苏联影响很深，例如

用巨大的广场彰显权力。天安门广场也是更关乎于权力。夏天那里热浪灼人，让人感到不舒适。此外，北京的公园往往相隔好几个街区，毕竟这是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当然，中国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景点。

畅言网：怎样获得设计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