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往往直接涉及到两类人口：一个是外来人口本身，一个是我们城市的绝大部分居民，包括中低收入人口人群。如果这种治理结果使得大部分城里人和外来人口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影响，感觉到就业的前途被扼杀，感觉到城市的生活越来越不方便的时候，影响的是民心。所以政府如何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处理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我们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我们经常以城市洁癖的方式看待某些城市的现象，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如何解决呢？它不应该是通过一阵风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只会丧失政府的公信力。而是要通过细致的服务去解决。

例如能不能用补贴的方式解决共享自行车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毕竟是给城市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利好。能不能通过PPP的方式购买公司的服务来解决自行车乱停放的问题？能不能把有安全隐患的门脸和违法建筑纳入政府的日常工作管理范畴？对广告牌的摆放在不涉及安全的大前提下能否以更宽容的姿态来面对呢？对于外来人口我们是否能够采取更包容的方式来提供服务？

过去三十年的城镇化在一些城市的建设方面我们通过运动的方式大拆大迁，形成了千城一面的结果，也曾经引发过无数社会矛盾，也造成了许多城市发展的误区甚至是尾大不掉的烂尾。我们不能再通过运动的方式把市场对城市补齐的短板打掉。这对政府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非常严峻挑战。

通过市场补足短板一定会有利和弊，我们要看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还要看哪些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哪些是和人民的利益最相关？要把最多的人民，包括城市户籍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利”放在政府执政的最前端，才有可能处理好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矛盾。政府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服务，从“管理型政府”变成“服务和管理并存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有好的低碳生态和好的社会民心生态，这才是最重要的生态城市观。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们需要外来人口跟我们共存，我们要增加包容性，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对城市视觉的包容性、对城市问题的包容性。

夫妻之间还会吵架呢，能随便离婚吗？城市有这么多的问题，就能把它清掉吗？不可能的。这种包容性要渗透到政府治理的各个角落，要变革我们的执政理念，要排除精英性的思维和主观思维方式，这样才能体现出生态宜居最重要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