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是最有活力的人口，他们通过市场化的服务把城市短板给补齐了。所以，外来人口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什么是生态宜居？长期以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视觉概念，有很大的空间，在大自然里生活就是生态宜居，其实这是错误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主席——一个美国前著名房地产商提出的“生态宜居”是这样的：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包括出门能步行、不开车，宜居宜业、高度集约的城市发展模式。

世界上最好的一些生态城市，包括巴黎、罗马、纽约、巴塞罗那等等都是这样的紧凑型城市。所以，最重要的是城市的多元功能能不能满足各种生活需求，能不能减少资源浪费，这是生态城市的核心问题。

生态城市的标准应是资源配置效率，而非视觉效果

如果我们看城市人口密度：东京621平方公里，人口895万；首尔605平方公里1014万人口；人口密度上看，东京是1.4万人/平方公里，首尔是1.6万人/平方公里，纽约是2.7万人/平方公里，巴黎是2.5万人/平方公里，北京东城、西城是2万人/平方公里了，浦西平均3万多人/平方公里，广州也是3万多，重庆中心城区也是3万多。

我们从视觉看类似的城市密度有压抑感。但是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城市去生活，大家肯定会选择香港、上海这样的城市，因为便利，发展水平很高。虽然人口似乎是爆炸了，但全世界最发达的一些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基本都如此，说明这种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最高。

所以，在高速现代化的城镇化进程中，怎么认识生态城市？个人认为，要把紧凑型发展、高人口密度和资源配置好作为生态城市最重要的标准，而不是把视觉效果作为标准。我们常常对于生态城市有误解，比如一提纽约就以为中央公园是最好的，其实不是，重点是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的一些相反的案例。在民权县，一个90万人口的城市，修了近3000公顷的生态公园。看似挺好，但是加大了成本，加大了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和维护费用。在我们近些年的城市建设中，这种大广场、大公园、宽阔的生态主干道、大院式房地产的模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其实这种粗犷的发展模式形成固化的城市格局，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使得城市越来越不方便。

比如说，这么宽的城市街道和大院对城市形成了切割，造成微循环交通系统的堵塞。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做过统计，巴塞罗那每平方公里有103个路口，北京每平方公里只有14个，我们的路网密度太低了，所以导致北京交通严重堵塞，碳排放增加。

近些年在和全国的一些城市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城市洁癖”，把城市的视觉功能过度放大，不容忍任何有碍于视觉的污点出现。这种城市洁癖不仅出现在三四线城市，特大城市也有。

比如最近清理天际线，说城市建筑广告会影响到天际线。可是广告是建在城市建筑上面，影响天际线的应该是楼而不是广告。何况低楼层甚至平房的广告怎么能够影响到天际线？这种城市洁癖导致决策的时候包容度变得越来越差。比如采取运动的方式清理城市街区服务业经济穿墙打洞的现象，不惜牺牲就业，不惜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方便，也不惜使得已经十分活跃的城市服务经济得到扼杀，而采取如此苛刻的治理就是源于城市洁癖。

外来人口提供的市场化服务补齐城市短板

生态城市有它的发展规律和范例。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形成了一部分粗放模式的存在。但是无论城市发展成什么样，市场经济会逐渐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曾经的大院式经济使得居民的生活非常不方便，如何来补齐的呢？是通过市场的自发效应来补齐。举例来说，北京的生活便利性和上海相比比差很多。但是近些年北京的快递业比上海发达很多，快递的兴起正式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模式过于粗放，使得市场通过互联网快速地进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市场通过新经济模式深入到每个家庭来解决城市出现的不方便问题。支付宝、微信、网购以及各种互联网家政服务补齐了城市发展的短板，这和中国过去的城市发展误区有直接的关系。

过去有很多的政府思维模式远远滞后于市场的运行方式。例如许多城市政府修建了共享自行车，但是由于政府的思维模式，自行车停放地点固定，没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此一直得不到广泛推广，花了很多钱、消耗了很多资源，但是与目标相去甚远。互联网共享自行车兴起以后，真正地实现了环保低碳的出行，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大大减小了公共交通的压力。共享出租车自动把黑车市场也挤掉了。

这说明市场自动进入城市的服务领域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利用状态，市场的方式也把过去政府不能提供的资源或者短板自动补齐，使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生态，越来越节省资源。

讨论生态城市一定不能忽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如何来补短板？是通过新经济模式和人来补的短板。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城市面临的人口问题。我们现在城市居民分成外来人口和户籍居民，但实际上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快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移民城市，是外来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北京有840万外来人口，上海有900多万外来人口，佛山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各占一半，深圳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东莞比例是4：1。

在北京，绝大多数方便我们生活的小店都是外来人口开的，比如理发店、饭店、百货店、超市。外来人口是最有活力的人口，他们通过市场化的服务把城市短板给补齐了。所以，外来人口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840万外来人口，北京没法生存。他们通过市场的方式进入到北京，既解决了他们自己就业的问题，也解决城市发展的短板问题、和服务业严重短缺的问题。

城市的问题不能靠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

要正确认识城市短板和治理间的关系。北京发展了几十年，由于外来人口进入，形成了个性化的经营模式，这一定不是按照政府规划进行的，是按照所有的个性化进入者自己的设计来打造的经营场所，根据自己收入能力来建设经营场所。因此门脸是个性化的，广告牌是个性化的，内部的装饰也是个性化的。正是这种个性化的色彩使得我们的城市变得繁华了，变得生动和丰富了。然而这个个性化过程却和一些城市管理者的城市洁癖观发生了冲突。一些领导看着不好看，认为影响城市的面貌和安全。其实这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是普遍现象。政府和市场在治理过程之间发生了矛盾。北京之前开始治理穿墙打洞，现在又拆广告牌、疏解人口，其实都是在城市洁癖的主观模式下出现的一种矛盾。

可是，这840万外来人口，这些穿墙打洞所清理的店铺，这些广告牌，他们是和北京人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具有丰富个性产品的服务空间。

举一个例子，中低收入水平人一定要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消费生存空间。可是如果各个角落的苍蝇馆子、各种小店不存在了，这部分人怎么生活？在三里河的写字楼里，后边有一条街原来都是苍蝇馆子，在一次整治中全部拆掉了，员工没有办法出去吃饭了，只能吃食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食堂的饭菜管理好的还可以，如果管理差的很难入口。还有就是年复一年吃一种食堂的饭菜，肯定也会产生食欲疲劳。所以我们需要苍蝇馆子，需要街边小店。而街边小店的生意也很兴旺。可是往往我们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在一种主观的愿望下，去进行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