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有着1500年历史的南京云锦技艺生产出 来的高端产品，只能手工完成，不可能用现代机器织出来;而成品价格也非常高昂，即使做成床品，售价也要100万元一套。[19][18]也就是说，云锦自 身是无法作到大规模生产和产业化的，它永远只能是手工技艺的高端产品，过去它只属于皇帝或高层收藏或享用，现在社会条件变了，它可能是国礼，也可能成为商 品，通过市场被有钱人收购，所收藏，从而实现其价值。不久前，笔者随文化部督察组参观督察云锦研究所时，考察了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全过程，他们的传 承模式是：有计划地把云锦专业列入职业教育范畴，在南京中华职业中专学校、浦口职业中专学校南京轻纺技校定期培训艺徒。[20]

　　主要以国礼和赏玩为出路的雕漆，其技艺自来就 属于生产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范围，但它又很难采用产业化保护的模式。大体上是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产业化模式退回到了以个人工作室或个人作坊的个体手工业模 式。2010年4月刚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宋本蓉女士，在攻读博士和作博士论文的三年中，曾拜师国家级传承人文乾刚先生门下，除了文 献研究和实物考察外，还对雕技艺的全过程做了跟踪调查，“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在师傅指导下花费一年半的时间制作完成了一个“剔红水仙纹梅花式盒”。生 产周期何其漫长!由于生产周期的漫长，资金投入和周转困难等原因，原来的国有雕漆厂已经溃散，技术人员锐减，整个北京市目前只剩下区区29人，现年58岁 的文乾刚只好成立个人的工作室，其他几位技师，要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要么个人回家单干，这就是雕漆技艺的传承指望。[21] 也就是说，类似雕漆这样的高端技艺，以往所走过的产业化的道路已宣告失败，也许个人工作室就成为最好的选择。作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中的一棵明 珠，如果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智慧，笔者以为，也许应该走晚清宫廷“造办处”的路线，由国家出资包起来，也许并不是一种被排除的最佳保护设想。

　　(三)对非遗产业化的忧虑

　　所谓“产业化”保护道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 “就是把某个东西完完全全地变成一个经济产业，按照产业的规则和规律来运作。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简单而言，就是全面的市场化，它主要包括下面几个要 点：市场化经济运作形式;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赢利为目的。”[22] 而追求的是资源相对集中和行业重组调配，是经济效益和产能规模的扩大化，是机器生产替代手工，是产品的个性化唯一性代之以产品的系列化规格化，从而要求对 那些本不具有经济功能的“非遗”项目，通过经济运作和商业运作等手段，使其转变到具有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或以市场改变技艺，或盲目过度开发，或为创 新而强行附加许多的现代元素，或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迫使传承人丧失传承技艺的自主权，或瞎指挥……最终，导致传统技艺的简约化、粗糙化、趋同化、品质的粗 劣化(现已发现大量此类“非遗”品流行于市)。传统的技艺，很有可能在这种资本和利润的社会环境中被毁弃，被遗忘。

　　上文所举一些“非遗”项目在“产业化”保护道 路上的探索，尽管其保护的方式和所走的道路各异，但在其总的取向上，却都是希望“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但最终目的却都不是放 在“规模化的生产非物质文化产品”[23]上，而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真正保护“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上，故而也都没有采取一般企业的产业化的 办法和方案，即所谓“资产重组”啦，采用“现代技术”啦，建立大规模生产线啦，用现代材料代替原始材料啦，产品规格化啦，等等。

　　尽管前面所举有例子中，不乏以传统技艺为核心 通过“产业化”的模式保护获得某种成功的例子，但笔者还是不免对“非遗”一窝蜂地走产业化的道路，抱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理和忧虑。各种不同的非遗类别，同 样一个类别中的不同项目，都不能不加区别地采用同样的“产业化”方式。也就是说，在“非遗”保护上是否走“产业化”模式，哪一种类别、哪一个项目可以采用 产业化模式保护，没有划一的答案，要慎之又慎。有学者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道路是一柄“双刃剑”的警告，值得重视，危险在于既可能把“非遗”引 入市场、引入现代生活，变成赚钱的工具和产业，也可能把“非遗”的本真技艺破坏殆尽，最终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毁于一旦。我想，有这种心情的，不仅是我这样 的学人，甚至一些身处“非遗”保护单位的责任人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惠山泥塑的国家级传承人喻湘莲，就同样也惴惴不安。她说：“如果祖上传的绝活儿被许多 人掌握，那已经失去了‘绝活儿’的意义。”“产业化的泥塑生产是否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种形式的消失?”[24] 也许，这也就是“非遗”产业化问题所以引起如此关注而又倍受争议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