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主管奇维泰拉带我去厨房里参观了一圈。他一脸和善的笑容，穿着锃亮的黑皮鞋。他跟我解释说，在中国的邮轮上，午餐是最忙碌的一餐。“跟欧洲客人相比，中国客人午饭吃得特别早。”他说。而且他们用餐速度也更快，而且点的酒水远远更少，这就意味着厨房的运转速度得是在欧洲的两倍。他说，在2010年他第一次随“歌诗达”号来到中国时，几个旅行团的游客总共只点一杯鸡尾酒，传到每个人手上抿一小口，再拍张照片。在那之后，他见证了客人行为模式的转变。现在客人喝的酒水更多，筷子用得更少，而且更能接受意大利食物了。不过，在非自助的晚宴上，仍然约有60%的客人选择亚洲食物而非意大利食物。（奇维泰拉说，台湾客人基于“政治”原因更喜欢点意大利菜。）为了适应客人需要，厨房也已经从上海招聘了12名中国厨师和一位主厨。由厨师当着客人面烹饪的VIP“主厨餐桌”菜肴尤其受到欢迎。“你也知道，中国客人非常骄傲，他们喜欢展示自己的重要地位。”奇维泰拉说。

中国游客希望获得更多的等级差别，这种观点渐渐成为掣肘。我第一次见到李成刚，就是那位不喜欢吃面包的建筑师时，他觉得自己既然是付钱最多的客人，就理应在旅游大巴上分到一个更好的座位。“钱能买到好服务。”他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辛勤工作，希望自己的辛苦钱花得值。还有一天，我在泳池边遇到了弗兰基·吴(FrankieWu)，他是个年轻的父亲，在香港任奢侈业分析师，在这方面他也有类似的抱怨。“他们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他说。本次行程的票价从1162美元——大约是中国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到6456美元不等。“在这儿，大家的背景差别那么大，在待遇上本来就该有差异。”

20世纪早期的客轮确实存在着严格的阶层差异——想想“泰坦尼克”号上的杰克和萝丝，但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乘邮轮旅行渐渐成为了一个社交扁平化的活动。尽管邮轮公司大谈特谈皇家礼遇，但邮轮主要还是和奢侈民主化有关。一旦上了船，所有人都同样尊贵。可是，弗兰基·吴和李成刚希望邮轮之旅更接近于多年前的种姓制度。“集体体验现在已经成了一句骂人的话了。”吴说。中国的有钱人“仅仅因为他们比隔壁邻居多挣了一丁点钱，就希望得到优待”。

如果炫耀性消费是目标，那么这次行程提供的机会相当充分。在“甜蜜生活中厅”上面的夹层开了一排奢侈品商店，包括古驰(Gucci)、欧米茄(Omega)和浪琴(Longines)，去年这艘邮轮特意进行了这项翻新，为的就是迎合中国市场。晚上去剧场观看演出的路上，客人必须穿过一长串遍布各种免税店的光鲜亮丽的长廊。在剧场里头也会持续出现促销推广。在晚上的演出开始前，有15分钟的“购物时尚秀”，艺人们在节目中展示各种可以现场购买的货品。先是一对男女像T台模特那样闪亮登场。他将一枚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两人保持姿势，让钻石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要不是配乐选的是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的《塞拉利昂的钻石》(Diamonds From Sierra Leone)，这原本是一次绝妙的促销活动。

下一站是炫富仪式的“核爆点”——赌场。我总算明白了前一天晚上为什么自己只能一个人跳舞：所有人都在这儿呢。赌场里一共有14台赌桌和几十部吃角子老虎机，主题包括“金猴”“亚洲公主”和“丝路佐罗”。几乎每张台都坐满了人，他们最主要玩的是“百家乐”纸牌游戏和俗称“买大小”的“骰宝”。这两种都只出现在歌诗达的亚洲邮轮上。

主持赌场的是一个发型经过精心修饰的澳大利亚人，名叫内森·奥布莱恩(Nathan O'Brien)，他解释了“骰宝”的规则。他指了指一个装有三颗骰子的有盖容器——骰宝在广东话中的意思是“宝贵的骰子”——又指了指记录最近10次左右摇骰子结果的电子板。庄荷摇晃骰子，玩家则根据电子板上最近的结果对出现的骰子点数下赌注，可以下注的项目包括大小（前者三颗骰子的点数总和为11-17，后者为4-10）和单双、双骰、三骰等。“前后结果肯定是有关联的。”我说。“这下你明白了。”奥布莱恩笑笑说。

在一个百家乐牌桌前，一群中年男人和一个女人稳稳坐定在桌前，拿保温杯喝着热水。其中一位头发全梳向一侧的杭州绅士一直在冒汗。每次发出一张关键的牌，他总要极其小心翼翼地慢慢掀起纸牌一角，就好像要将桌子上的贴花揭下来似的，接着一边瞄着渐渐出现的牌面一边尖叫。我发现一些玩家几乎每一手牌下的赌注都是500、1000或者2000美元——这已经超出了一些人船票的价格。至于玩得最大的那些客人，他们统统消失在隔墙后头的私人赌场，这些人玩得究竟有多大，我们这群剩下来的人就只能凭空想象了。

现在我们下了船，站在了陆地上，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脚下的土地如此坚实，陌生是因为这里是日本南部的港口城市福冈。过了海关，上了大巴，现在轮到当地的导游段菲接手我们这个团。“有多少人来过日本？”她问。没有人举手，不过每个人都很乐于分享对日本的了解。“这里的饭菜分量特别小，根本吃不饱。”在云南一所工业技术公司工作、跟妈妈一同旅游的赵阳说。在我们的车经过一些看着很古朴的房子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不好相处的高管钱琦指出日本人从中国建筑那里汲取的营养。“唐朝文明对日本影响很大。”他说。而从事建筑业的李成刚半开玩笑地模仿日本人深鞠躬，接着又作势要去抽跟他说话的人耳光。

旅游业是个处处险象环生的行业——撞车、着火、肠道传染病爆发——离境上岸观光构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想要移民但没有适当签证的人有时候会干脆从所在旅游团中消失。据我们的旅行组织者易华介绍，自行办理签证的游客需要缴纳一笔人民币一万元的押金。如果乘客登船时行李轻得可疑，歌诗达需要立即向有关部门上报。2012年，在钓鱼岛争端如火如荼之时，一名歌诗达邮轮上的中国籍乘客在登陆福冈时举起了一个写有挑衅语言的标语，日本警方因此介入处理。再加上语言障碍，一个进入日本的中国旅行团就等于是一起时刻可能爆发的国家事件。当我们参观长崎原子弹受害者和平纪念馆时，一位中国游客大声地跟我解释，为什么投下原子弹的美国人堪称英雄。

从歌诗达游客到当地导游再到邮轮工作人员都在尽力维护和谐关系。在刚刚上船时，客人们要经过一个用英文写着“文明行为，惬意行程”的液晶显示屏。旁边的窗户上贴着一张海报，列举了七种不受欢迎的行为，包括插队、随地吐痰、在树上或者文化遗迹上刻字，以及当众脱去衬衫等。我们在日本的导游段菲提醒我们不要随地扔垃圾。我的团友们非常注意对中国游客的刻板偏见，表现得彬彬有礼。一些人对当地文化适应得尤其好，比如一对小夫妻就买了一套日本色情片光盘，并在大巴上供大家传看欣赏。

泡了温泉，吃了日式烤串后，我们这群人终于切入这一天的正题：购物。大巴在一个名叫DrugOn的药房门口停了下来，所有人都提着一个篮子。我注意到李成刚直接走进了体检区。体检常规档收费约为250美元，高端档则为1000美元。他选择了后者，随后走进了里屋。

之后，我看到两位工作人员跟李成刚坐在一条长椅上。初步的血检显示他身体有恙。李成刚告诉他们，他自己知道，最近他的胃部和结肠都被诊断出有癌变肿块。他只是想要其他人的意见——日本医生的意见。现在我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在这么多亲戚里他专门挑了个医学生陪同自己出游。

和邮轮公司一样，DrugOn药房同样调整其服务以适应中国的旅游经济。货品区全部有中文标识，而且我看到的店员有大概一半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位店员是来自宁波的学生夏志辉，他说顾客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国旅游团。“现在，所有人都喜欢‘日本制造’。”他说，“他们觉得中国的药品不安全。”中国的部分处方药，或者是难以购买的非处方药，在日本也可以买到。团友们的购物筐里已经塞满了从面霜到退烧贴，再到生姜醒酒药等各色商品。

这天余下的时间——事实上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是从一个免税店跳到另一个。它们的风格完全统一，亮晃晃让人以为置身太阳核心，而且拥挤不堪，仿佛设计目的就是为了瓦解一个人的终极防线。免税店的商品也有着一致性。除了不可避免会看到的名表、化妆品和珠宝，还有大量保健品、保温杯和电饭煲任君选择。这三类东西李成刚统统买了。

在貌似永无止境的购物后，有一点显得很清楚：对于很多人来说，购物是邮轮旅游的亮点。我们在福冈的最后一天行程即将结束时，导游段菲让大家投票决定是继续购物还是回到船上。投票结果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通常接到的投诉是留给购物的时间不够充分。”歌诗达邮轮公司负责亚太和中国区域的资深副总裁莫兴萃(Buhdy Bok)说。

像我这种对商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自然对这个现象很难理解，但对于众多中国游客来说，这完全合情合理。通常一个美国人在邮轮上最壮怀激烈的一刻，是面对琳琅满目任君享用的自助餐台的时候，而中国游客把乘坐邮轮视为自我提升的机会。“中国的客人想要探索。”公主邮轮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王萍说，“他们想提升生活层次。”这也许意味着看到新地方，学习新技能，或者改善经济能力。王萍说，这跟中国的高速发展有关，因为有很多进入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仍然对极度艰苦的生活有着清晰的回忆。“很多人想的是，‘现在我确实是有钱了，但如果我放松下来享受生活，歇个一两年我就赶不上时代了。’”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船上安排了无休无止的活动，大部分中国游客并不想放松下来读一本书：在家就能做这些事情。在邮轮上他们想要尽力参与。其中一些体验过于西化了：费里尼的系列电影展映进行得不那么理想，于是歌诗达在部分行程中安排播放像《十面埋伏》这样的中国电影。一些体验又不够西化：“大西洋”号原先有SPA设施，但因为在中国特别不受欢迎而被拆除了。“去SPA太花时间了。”莫兴萃说，而且大部分中国邮轮的行程都很短。更何况对这样一个已经有了上千年按摩传统的文化来说，SPA根本没有什么新奇动人之处。

在我接触的游客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如此紧凑的旅游方式。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认为岸上观光项目过多而且过于走马观花。34岁的朱海滨留着个时髦的顶髻发型，他说自己觉得根本没有道理把行程安排得这么赶。“如果你去的是像日本这样以顾客为中心的国家，那你自然希望得到的体验也能以顾客为中心。”他说。他宁愿脱离旅行团，跟妻子一起四处走走看看。他说下一回他不会再搭邮轮，而是选择“自由行”。

行程最后一天晚上，我溜进剧场看《蓝丝绒》歌舞表演。剧场里人满为患。在《Crazy in Love》的配乐中，扮成女警察的脱衣舞娘和一个白人男子进行色情表演，我注意到在我前面，我们团的两对情侣搂在了一起。而当一群脱衣舞女在一首反复唱着“抽我”的背景歌曲中摘下了白色帽子和长大衣时，我注意到李成刚和他的侄外孙女很耐心地凝神观看，就仿佛在聆听一场TED演讲那样。在剧场降下帷幕时，观众几乎跟往常一样鸦雀无声。“这就是文化冲突。”奢侈业分析师弗兰基·吴在演出后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恰恰是演出的意图。

第二天清早醒来时，船已经接近上海。还有两个小时才能下船，但船上活动已经关闭，所以游客们瘫倒在椅子上，人们只能在堆积如山的购物袋中穿行。尽管大家抱怨中式饭菜太少，岸上观光太赶，经济分层太不充分，但看起来大部分人都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子。我觉得精疲力竭。在过去的这六天里，我忙于吃喝、看戏、购物，同时还要随时警惕着有什么国际争端发生，根本一点儿也没有放松下来。我简直想再坐一次邮轮，只为了恢复元气。但我不是目标用户；我采访的大部分人都说会考虑再坐邮轮旅游。

我想再跟李成刚聊聊。当我敲了他套房客舱的门时，他邀请我进门。他从新买的保温杯里给我倒了杯白茶，接着递给我一支产自武汉的黄鹤楼烟。当我问起昨晚看的歌舞表演时，他说他早就看过了。“我去过红磨坊，那里的演出非常高雅，比中国搞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好多了。”他说。

李成刚跟我谈起了他的童年。他在陕西农村长大，“我家里当时根本没有粮食。”他还记得一家人吃过树皮，也曾将玉米棒子磨成细面来吃。尽管物质极度匮乏，他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当时谁都把毛主席当成神来看。”他说。1969年，他遇到了中国现代建筑之父梁思成的一位学生，成了后者的学徒。虽然“文化大革命”鼓吹的是“摧毁一个旧世界，重新建立新世界”，但李成刚开始迷恋上了中国的传统建筑。他后来创建了一家专注建造传统式样建筑的设计公司，而且生意非常好。他自己说，现在每年能赚几百万美元。

我问他，如何能将对毛泽东的早期信仰跟对VIP旅行的爱好协调一致。“阶层分化还是应该有的嘛，”他说，“如果没有分化，哪儿有努力工作的动力。”那么，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呢？“那只是一个说法，”他说，“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想法，就跟你们国家的那些宗教信仰一样：天主教啦，圣母马利亚啦，天堂啦。天堂是什么？你去过吗？”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在谈论“中国梦”。李成刚说，他觉得“中国梦”跟邮轮之间是有联系的。“什么是中国梦？那就是你努力工作，然后取得了应有的回报。什么是应有的回报？就是享受啊。”他说。而在此时，他只想尽情享受。他又点了根黄鹤楼。“担心也没用，怕死就活不了。”

他的侄外孙女林瑞娟在整个行程中一直沉默寡言。当我问她对此行有何感想时，她发给我一条感情满溢的短信。“特别浪漫，这艘船就像是异国他乡，一个无比平静的所在……在参加活动时，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但仍然玩得特别开心……有时，我什么也不干，就一个人躲在咖啡馆里听音乐。这真是一种享受。希望还能再坐邮轮。”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