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在遗产地上丰厚的价值能够被广泛弘扬与传播得益于旅游利用,而且发展旅游已成为遗产地保护重要的经济支撑与来源,尽管旅游利用对遗产保护具有双面作用,但学者普遍认为以有利方面为主导,负面影响可通过有效的可持续利用途径来加以控制。

1.加强遗产保护

遗产价值的丧失主要源于遗产地内的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旅游发展给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乡村遗产地居民带来外出发展的绝好机会,而长此以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民居失修、景观退化和村落日渐“空心化”。此外,对于农业乡村遗产地如科迪勒拉山的水稻梯田（菲律宾）而言,旅游发展带来的巨大利润使居民逐渐摒弃传统的生产方式,从而造成梯田景观破坏,导致遗产地一度被列入“濒危”的后果。这种负面影响一旦形成,短时间内难以修复甚至不可逆转。

遗产保护始终是旅游利用的先决条件。对乡村类世界遗产地内的乡村建筑要秉承“修旧如旧”原则,避免由于使用新建筑材料而造成景观破坏、环境污染和传统技艺工艺丧失等问题。例如,白川乡历史村落（日本）由于当地城市化现象严重,居民愈加注重合掌造的价值,积极通过自我保护、政府政策支持、资金补助、社会力量支援、大众媒体宣传等手段实现房屋保护、修葺和移建。而像红河哈尼稻作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这样的农业乡村遗产地,动态保护是维持其“复合农业生态系统”和“活态农耕文明博物馆”特征的正确途径,因此需要在适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发展有机农业,建立生态与文化保护的补偿机制。

另外,遗产保护还需要理顺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建立有益的保护机制。乡村类世界遗产地内应严格遵守环境承载力限制,控制游客进入量,压缩交通运输设施、食宿接待设施,游览娱乐设施和旅游购物等各种服务性设施和商业性工程项目的建设,并且以生态环保要求制定各项设施用材及建设标准。

2.发展可持续旅游

由于各遗产地对旅游利用的意识和管理水平有差异,欧洲农业乡村遗产地多采用生态旅游模式,而亚洲乡村类世界遗产地仍以大众观光为主,其旅游产品设计、游线规划和分区布局相对初级,旅游开发管理政策体制尚显混乱。亚洲地区的乡村类世界遗产地今后应多借鉴欧洲成功经典案例,注重科教、环境和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将其融入到旅游资源优势中,实现旅游形式的多元多样化和开发管理的科学化。

另外,生态旅游利用尤其需要重视遗产地的功能分区和土地利用,通过乡村空间规划来确保土地利用的完整性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以此建立高效统一的遗产管理机制和整体统筹的保护利用规划。由于对自然生态环境依赖程度极高,农业乡村遗产地需格外注意生态理念和农业可持续性。例如葡萄酒产区上杜罗（葡萄牙）采用园林廊道与和谐统一文化景观的设计理念,通过合理布局核心区与缓冲区划定生态旅游范围,为整体区域建立了综合的景观可持续管理模式。此外,生态旅游模式也可以被用来评估遗产地中旅游建筑设施的体量和品质,以实现整体景观与生态资源有效管理利用。

3.针对市场需求开发旅游资源

亚洲地区由于以历史村落型遗产地为主,旅游者类型基本包括专业型修学旅游者、探求型文化旅游者、发展型文化旅游者和消遣型文化旅游者四种,但由于遗产地普遍缺乏文化深度体验和生态旅游专项体验性项目,尚不能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传统地域文化不仅是乡村遗产的精髓,也是其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因此,亚洲历史村落型遗产地应当注重对地域文化的发掘,通过对非物质要素的活化来提升旅游产品品质,构建符合市场需求的深度旅游产品。在稳定现有大众游客的基础上,拓展修学游、消遣游等旅游专项客源市场。

欧洲地区兼具历史村落型和产业景观型遗产地,数量多类型全,尤其以人类活动而形成的产业乡村景观型遗产地最为突出。例如,葡萄酒产区上杜罗（葡萄牙）遗产地已成为前往葡萄牙旅游者继文化艺术（马赛克艺术）和城市旅游（葡萄牙城市带）之后的第三选择,而且该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对高收入个体而言更高,但会随年龄和家庭规模增大而减小;而在工业乡村遗产地新拉纳克（英国）,学习体验是游客到访遗产地的最主要的动机,因此其资源开发和旅游产品设计都应围绕此需求而展开。另外,非洲和拉美虽也有乡村类世界遗产地,但由于数量少和经济发展程度低等原因,难以获取其旅游资源开发和产品设计方面的研究内容。

4.注重保障社区持续发展

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平衡社区之间利益关系,获得社区支持。一方面,旅游发展会造成社区态度差异化。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旅游发展改变了偏僻闭塞的面貌,吸引了大量经济资本后增加了社区居民的旅游收入从而改善了生活状况。然而遗产地周边社区却始终处于利益被分化的境地,因此,遗产地社区居民对旅游利用的态度也相应呈现出“热爱、矛盾支持、理性支持、中立和反对”四种类型。另一方面,旅游利用还会引起遗产地内外社区居民价值观的分化。例如,白川乡历史村落（日本）自从成为遗产地后,旅游业增强了当地居民的自豪感却也弱化了社区精神,价值观分化又进一步加剧了遗产地内部和其周边社区对旅游利用态度的分异速度。不过总体而言,与遗产地发展旅游前相比,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普遍增强,居民更加重视并也能够认识到旅游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带来的正面效应。

其次,保障社区利益应当在确保社区参与的基础上,注重对社区居民遗产保护理念的灌输与培养,使居民了解保护方法,参与保护利用,最终实现保护发展权力的转移。例如在渔业景观型遗产地中,维嘎群岛文化景观（挪威）遗产地居民对当地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很高,认为发展传统农业和渔业较旅游业更适合地方经济发展,因而对旅游利用方式倡导适度使用和有效维持传统资源。

5.构建利益相关者管理机制

乡村类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当地居民、外来投资企业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由于各方所处地位、执行职能和发挥作用不同可以构建三种管理机制。

外部介入性机制是以政府或企业等外部主体作为规范者、协调者、营销者和引资者的角色,有效地介入旅游发展,社区居民可以广泛参与到发展决策过程中。

内生性开发机制是以内部居民及其基层组织（村委会）作为直接利益主体实行自主运营、自主开发和保护的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活动更加积极主动,形式更加多样。例如,在南厄兰岛农业风景区（瑞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构建了以民主合作为基础的管理机制,相互之间通过不断沟通建立信任关系,增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影响力,反之,如果缺乏对共同管理的关注则会导致建立管理机制出现障碍。

内外部联合开发机制即以股份制形式使社区居民以其所有的实物租赁或入股,同时吸收社会资金参与遗产地的旅游利用开发。例如,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以股权形式确认居民的房产所有权,另外形成多方投资机制以增强遗产地居民的主人翁参与意识,保障多方投资者共同受益。

结论与讨论

乡村类世界遗产地是人类漫长历史过程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代表特定地域文化的建筑、土地利用开发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的各类要素和景观综合体,其旅游资源独特,吸引力强。发展旅游对乡村类世界遗产地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只要合理利用,对负面影响加以控制,旅游利用对遗产地保护和居民发展仍能起到积极作用。

今后可以对乡村类世界遗产地旅游利用的其他方面,如开发管理政策机制、旅游解说系统使用、旅游生命周期、基础设施研究和评价以及不同尺度的乡村类世界遗产地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也可以分别对历史村落型和产业景观型两类遗产地进行比较研究,剖析各自旅游利用与开发的手段从而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旅游开发利用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