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5日晨，昆明盘龙寺决定暂关山门，闭门清修。寺院方面告示称昆明市晋宁县县委县政府及下属的镇政府要将盘龙寺“商业化、公司化”。晋宁县晋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寺庙的收入主要是善信的功德捐赠而不是门票，不会把寺庙商业化，下一步考虑减免门票。就在今年年初，云南4A景区鸡足山全山寺庵闭门谢客，原因同样是抗议“挟佛敛财”、寺庙被商业化。

“挟佛敛财”是不光彩的，但确是较为普遍的现实。在国内各地，别说千年古刹，就连改革开放后新建、复建起来的有了一点小名气的寺庙，通常都会建成封闭管理的景区，收取门票。门票费用除开人员工资等成本，剩下的钱其实并没有留给寺庙，悉数流向了所在地地方政府或其许可建立的景区管理企业的口袋。在很多官员眼中，寺庙与公园、酒店、度假区没有太大差别，都是可以被利用起来创收、活跃经济的旅游项目。

“挟佛敛财”当然绝不仅仅是收取门票。不少寺院景区的管理单位不允许游客、香客自行携带香烛入内，这倒不是为了安全，而是类似于餐馆不允许食客携带酒水的霸王条款，让游客、香客在景区(寺院)内花费高价。至于诱骗游客、香客上贵价高香，出售高价质劣纪念品等现象，也不鲜见。

上当受骗的游客、香客往往只能自认倒霉，基本上不会就此发起维权和投诉。这是因为香客、消费者的身份错乱问题被激活，人们不免担心在此问题上较真会被视为带有不虔诚意味的做法。

“挟佛敛财”问题说到底，也是因为景区和寺院的身份错乱。寺院被运作为项目，被开发为景区，这本来就是一种商业化开发模式。商业化开发带来了多重而丰厚的利益，国内许多地方的旅游等主管部门在利益分配环节又截取了主要份额。但在游客、香客的理解中，包括门票、香烛花费和功德捐赠在内，所有在寺院景区的花费的流向都是寺院。寺院僧众由此常常代人受过，很多时候，游客、香客在寺院中看到佛像和建筑募款布告，就会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认为寺院方面已经挖空心思收取了大量费用，还在一味哭穷)。

“挟佛敛财”带给游客、香客及寺院僧众以巨大的身份错乱困扰。但这并没有影响相关的地方政府继续深挖寺院景区的商业开发潜力。今年2月9日，云南大理4A景区鸡足山全山寺庵闭门谢客。媒体披露此事的报道称，鸡足山景区管理单位要求所有的游客不能驾车上山，必须统一乘坐来回60元的大巴。更为荒诞的做法出现在陕西宝鸡市的扶风县法门寺景区，该景区寺院的每一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每一尊佛像，都有供养的明码标价。

发生在8月15日的昆明盘龙寺闭寺风波，因为引起了媒体关注，会让昆明市、晋宁县有关方面的脸面挂不住，想必也会很快平息。但“挟佛敛财”现象一次又一次激化矛盾，并逐步凸显其潜在的巨大危害，却应当引起国家文化、宗教、纪检监察、旅游等主管部门的重视。

寺庙的商业化确实带来了很严重的影响：
首先，寺院景区化、商业化，混淆了宗教场所、旅游景区、公共文化设施的定位与功能，损害了公众游览带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寺院的体验质量。
其次，挟佛敛财给一些地方带来了敲骨吸髓般的收益和快感，滋养了不在少数的既得利益人群，寺院景区化及特许经营授权各环节存在大量的不公开不透明操作，存在显著的廉政风险。
第三，过度的景区化和商业化让内地寺院的国际形象受到影响，不利于这方面的宗教文化国际交流。
第四，消解了至少相当部分社会人群的敬畏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