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感慨小时候奔跑的胡同、蓝天下的鸽哨，上海人在怀念石库门，成都人在想念茶馆，广州人在保卫骑楼。拆迁、造古 、克隆 、办节 、评奖 、治堵 ，城市化的利与弊、得与失在这十五年中涌现，城市生活的浮沉、城市价值的臧否、城市与人的关系，也在这十五年中成为讨论的主流。

1998年的中国，直辖市增至4座，总的城市数量也由新中国成立时的百余座增至660余座。

2013年，中国城市数量为658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托举出三组城市群，而城市人口也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我们重排中国城市榜。不看它们的魅力，而看它们的异化。看这十五年来，它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 

合并

县升格为市，继而被地级市合并为区，而地级市之间则不断兼并重组。

1998年，中国城市版图最大的变化是，重庆直辖。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直接吞掉了之前与它同级别的另外几个地级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以及远在两百多公里之外的万州市。

另一种合并是将下属县或县级市调整为区。无锡把锡山划入市区，苏州把吴县划入市区，这是长三角的城市升级。番禺、花都进入广州，江门吃掉新会，这是珠三角的组团节奏。这些合并往往是下属为上级提供发展腹地，成为工业建设、房产开发的资源库。

最大数量的城市合并，恐怕要算佛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市合并，是2002年广东版图上的大事，至今仍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量级相当的城市合并，无疑是因为更大的企图心。2013年年初，揭阳、汕头、潮州又掀起了讨论三市合并的话题，三市早就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而潮州市市长李庆雄说得明白：“建议三地合并后，尽早向国家争取升为副省级城市。”

改名

随着合并，城市的名字自然成为提纲挈领的标志。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大学之间的合并改名。多年前，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两所都是知名高校，最终定名为四川联合大学，不伦不类。再过数年，默默地改回四川大学，谁兼并了谁的话题无人再提。接下来合并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此时的川大已经体量大得惊人，华西医顺理成章成为川大华西医学院。

和大学一样，城市间的合并，名字不仅仅代表着历史，更代表着体制博弈间的妥协和龃龉。

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之名原本来自1983年襄阳与樊城合并，两座城市都是历史名城。如今又改回襄阳市，樊城这个名字终于成为襄阳的一个区。2001年，地级市淮阴合并了县级市淮安，新城市用了淮安这个名字，而“老淮安”则被改名为楚州区。

名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历史的记忆，当然也是经济的源泉。2001年，中甸变为香格里拉，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2007年，思茅变成普洱；而仁怀市已经连续数年在争取更名为茅台市。湖南的新晃和贵州的赫章、水城在争夺夜郎，新郑欲改名轩辕，安顺想改名黄果树。以当地的山水风土物产为城市名称，透露出的是明晃晃而又粗鄙的旅游经济思维。

拆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可以缩写为拆迁两个字。大大的拆字画上一个圆圈，伴随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符号和艺术表达方式。

北京人在感慨小时候奔跑的胡同、蓝天下的鸽哨，上海人在怀念石库门，成都人在想念茶馆，广州人在保卫骑楼。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一生中都会和拆迁沾上关系，而他们越住越远，最后成为远离本地的本地人。

拆迁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课题，也是社会改造和阶层重组的征兆。在拆迁中，纠葛着各种人群、个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是法制和道德、个人与体制之间的斗争和妥协。

拆迁显然远远不只是房子，更是生活、尊严、权利和权力。

造古

拆迁完了，我们的城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拆掉的废墟上造一个假古董起来。

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所谓老街区，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岳阳的翰林街，等等，都热衷于拆旧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区、老建筑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墙黛瓦、水泥雕花。2013年年初，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就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旧城保护不力予以通报批评。这些城市的问题很相似，拆除旧街区，建起假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