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围绕这份 “拆除围墙”的文件要求，在网上已经快速引起一片哗然，各种质疑层出不穷，有质疑拆除围墙后的安全问题的，有质疑拆除围墙后的管理便利问题的，还有很多是质疑拆除围墙的合法性的等等。
 “心墙”和“围墙”。
通过这些质疑，我们看到要拆除这些横亘在城市各处的，阻碍城市高效运行的“围墙“还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甚至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
但透过这些争议，我们看到更多其实是附在这些围墙上的对个人利益、私人空间以及私权力的保护意愿和捍卫能力。由此看来，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不仅仅被各种实体围墙所分隔，包围，我们的心理也已经被各种私利裹挟的“心墙”所包围，这种 “心墙”在今天强调私有权保护的语境下变得更加厚实和堂而皇之。但在很多时候这堵“心墙”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共享社会发展的阻碍，特别是超大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最大障碍。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就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围墙拆除工作。
公权彰显和势力象征的九十年代的“围墙”。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也是被各种围墙所包围和分隔的。那时的“围墙”体现的是城市管理机构的权力象征，是各种与权力挂钩的势力的彰显，以及享受不同权利的群体的外在区分。
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城市状况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是相一致的。那时整个中国社会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整个社会的治理模式也以管制为主，所以城市虽作为一个整体但却被各种由围墙围合而成的功能机构所划分。我们上班时或走进一个个机关的围墙，或走进一个个工厂的围墙；我们上学时走进一个个校园的围墙，我们回家时走进一个个机关或厂区家属院的围墙。总之，我们每个人都处在高墙围合而成的空间里。但那时，人们乐于被这些围墙围合，因为人们的生活都被这些“围墙”所“护理”，它”护理“着你的工作，”护理“着你的学习，”护理“着你的生老病死，这些被围合的区域还象征着当时的权利，以及和权利挂钩的势力，那时人们以进入这些区域为自豪。所以说那时的“围墙”反映的是中国当时”围墙而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城市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