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相比，城市——首次获得中央层面最高规格的重视。

时至今日，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5%，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面临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整体转轨的变局。对一直自称为农业大国的国人而言，是时候正视自己城市大国的身份，是时候系统思考城市改革了。

1中国城市化的“世界性”与“独特性”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中国是“地球城”极具分量的部分，中国城市化不但是中国本身的问题，也牵动全球资源要素的组合变化，影响全球的社会政治生活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27个百分点，新世纪的前十年城市人口每年新增2067.4万人，中国城市的大规模人口增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性”问题。但是，当我们评估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意义和独特贡献的时候，也会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毕竟是世界城市化的一部分，因而也带有世界城市化的“普遍性”。如同马克思所言，发达国家所呈现的是后发国家未来的景象。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其他国家同时代面临的问题极其类似。

中国城市发展还面临自身的独特性。我们的城市化不但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现代化未经完成之时，又遭遇后现代化的裹挟，同时还面临前现代化的一些羁绊；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能量级变化并非先发国家所能比拟，城市在将大量人口转移到现代化中心的同时，也将“不公平感”带入其中，例如，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已达5000万，由于户籍制度迟迟得不到改革，大量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未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影响城市稳定的因素，也是中国城市化之殇。与国外不同的还有，中国历来是农业大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技术相对缺乏，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动力原本不足，从而陷入“人为推动”的速度化城市发展模式，重于“低成本城市扩张”，轻视管理与服务，为城市发展留下了诸多隐患。

因此，除了与其他国家面临的同样的“普遍性问题”之外，中国的城市还面临“城市化本身的问题”与“治理经验滞后”等“双重叠加”的特殊性问题。

2城市中国时代的多层面风险

历史地来看，城市化在将人们卷入城市实现其梦想的同时，也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并卷入城市中心。人们尽管可以从城市中寻求比以前较好的生活，尽管可以更频繁地参与现代社会互动，增加与其他群体的相互交往与依赖，但是正是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对阶层身份的显著差异和来自社会的“不公平感”有更直观的感受，也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和冲突。这就是现代化理论家们常说的，现代化既孕育着稳定的因素，也孕育着不稳定的因素。城市，因为把不同群体纳入中心框架，也把各种风险集中化了。

现实地来看，城市化一旦陷入资本主导的误区，会为城市治理埋下诸多隐患。一些地方推动城镇化求快求新，推动“分段开发”，哪里地段价格高就开发哪里，把整个城市搞的“七零八碎”，破坏了城市居民原有的生活社会网络；一些城市忙于扩张或解决城市病，把农村、郊区当成转移问题、承担成本的地带，硬性地将城郊居民卷入到城市中来；一些城市忙于楼盘建设、城市经营，却将管理成本转移给普通市民，把市民排斥在治理体系之外。可以发现，当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成为少数精英把控、资本主导的区域，众多城市居民就会成为边缘角色，城市就会失去温情，成为少数人掌控的冷冰冰的“猎场”。长而久之，城市就会成为矛盾集聚的风暴地。

自然地来看，与农村的自然系统相比，城市是一个人造系统，缺乏与自然的互动，这也就增加了城市的脆弱性。例如，在规划不合理和缺乏应急预案的情况下，一场大雨可以造成城市内涝，一场大雪可以瘫痪整个城市；一些城市已经垃圾围城，这不但容易滋生病患，还容易引发灾害……也就是说，我们呼唤城市，却不得不面对城市光鲜背后的诸多风险。

3城市中国时代要推进系统变革

所有这些风险都是城市化和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不能通过单纯的经济建设解决问题，要实现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有长远的系统的改革保驾护航。

首先，要坚定地保卫城市中产阶级，尊重广大城市居民的主体地位。以《物权法》等法律制度的实施为主线，推进城市中产阶级住房权利及其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的保护，有效扩大城市居民参与，弥合城市中产阶级权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鸿沟，让城市居民在城市发展中拥有获得感。

其次，要摒除短期性思维，明确城市长期发展的战略。城市治理既要看到眼前，也要往前看两步，看得更远，否则就会犯“短平快”的毛病，遗留下很多麻烦，这就要求平衡城市发展效率与公平性的关系，对于城市发展不能只算经济账，也要算社会账、政治账，要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规划，将城市群、城市带和小城镇加以系统规划。要明白，以效率为导向的“急就章”城市项目一旦动工，可能要付出成倍的成本来进行补救，城市发展的无形成本恰恰是最需要关注的。

再次，要在城市发展中引入时空坐标，推进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大城市和发展机会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不但会增加迁徙成本、居住成本、社会成本，也会造成对环境的巨大影响，因而要根据区域发展需求，合理规划布局大中小城市体系，对于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例如，老城市所面临的城市更新问题，小城市面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北上广等城市面临的过度城市化的问题，而中西部则面临城市化不足的问题。如果硬要依照北上广等大城市为发展样本，可能会将大城市的弊病一同带往新兴城市，因而，一定要鼓励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发展。

总而言之，城市时代的城市变革，不是发展生产力那么简单，而是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活力与变革。历史发展到今天，尤其要郑重审视城市发展的节点意义，沉下心来推动系统的城市变革。让城市真正成为人们适宜的居所，让城市真正成为“我们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