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所出租公寓发生大火之后，自11月20日起，北京全市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行动之一就是加速严查、清退违章出租公寓，其中，仓储物流是重点整治行业之一。据财新报道，除事发地大兴外，包括海淀、朝阳、通州、丰台等各区城乡接合部都在严查违章建设的出租公寓，限期要求租户搬出腾退，搬迁时限短则一两日，长则三日至一周不等。北京市内即将迎来一场搬迁大潮。

舆论普遍担心，这是否会导致大量服务人口的外流？又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分析，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同时，人均收入不断增多，消费型服务比例会提高。

哪些地方的消费型服务更旺盛？只能是更大和更强的城市。

谁是消费型服务的供给者？恰恰是这些可能回流的人口。

如果整治行动导致大量服务人口回流，目前的一些做法恐怕与这一规律就是相冲突的。

如果是由于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人口流动显然不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即便是在城中村，假如租户合约合法，建筑不是违法建筑，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陆铭说。公众的一些争议也就在于感觉有“一刀切”嫌疑，且不少租户以及小工厂主几乎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产业升级引发的人口流动，虽然不乏政府指导，但遵循基本的市场原则，无论是补偿还是各方权益维护等，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则，且有基本的程序，有一定实施周期，流动人口能够有稳定预期。在陆铭看来，以火灾安全名义清退公寓，很容易引发质疑，火灾究竟是因为群租导致，还是因为防火措施没到位？如果是后者，就应该从完善防火措施入手，不能因为火灾，就彻底清理群租，因为这是两个概念。

火灾安全检查整治的背后，也应反思低收入群体居住环境的改善。

首先，从经济角度而言，在符合安全、卫生等前提下，群租者居住面积小，对城市反而是“好事”。陆铭说，“一旦他们的居住面积扩大，一般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这些提供服务的劳动力找不到合适工作，成本提高，只能选择离开，劳动力供给下降；第二，选择居住大房子，但是，成本一定会上去，而成本最终反映到服务价格上”。

其次，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群租者等面临搬迁，但是，他们未必会离开城市。虽然排查整治可能一定程度减少火灾风险，但陆铭认为并没有解决这部分人口的居住问题，“搬迁过程恰是不断挤压生活空间，群租或许是挤压的结果而非现象。既然城中村不能居住，那么，根据经济规律，为了保持一定收入水平在城市谋生，他们仍会选择其他地方租住。”

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方面多下功夫。

陆铭以香港等地的廉租房等为例，“政府提供的公租房非常狭小，并形成类似低收入者的聚居区，而这恰恰是城市活力的表现，有利于降低城市成本，同时也为城市的低收入者提供了生活的基础。”

“满足城市低收入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就应该有权利寻找更好的生活，而留在城市收入更高，正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任何城市的公共政策都应该着眼于常住人口。”陆铭说，“解决常住人口的居住首先是基于需求与供给的市场原则。如果部分群体生活困难，从公平性角度看，应该为其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等。按照普遍做法，廉租房、公租房等也应该以常住人口为覆盖对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是可以兼顾的。”

然后，目前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高企房价背后的政策性住房安排，几乎都只是顾及到一小部分群体，大多数人还是在“规划”之外。如何加快扩大政策惠及面，实为当务之急。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陆铭表示，过去一直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常常认为核心城市的发展将产生对于周边的虹吸效应，把周边城市“吃掉”。“事实上，只有核心超大城市充分集聚的发展，才能产生对于周边中小城市的足够带动作用。同时，才有利于那些以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为比较优势的地区通过人口外迁来增加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那么，资源、环境等产生压力是否为大城市无解的难题？

陆铭以北京水资源为例，2015年的北京人口和GDP分别是2001年的1.6倍和6.2倍，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用水总量反而从38.9亿立方米下降到38.2亿立方米。其中，来自地下水的数量从27.2亿立方米下降到16.7亿立方米。如果将北京当前的农业用水量转为用于居民生活用水，还可以新增800万人口的容量。

与东京都市圈对标，陆铭认为，我国仍然没有一个地方达到东京圈的规模。即使北京、上海城市群，人口数量、市场一体化和基础设施的连通性都要远落后于东京圈。

陆铭介绍，从趋势上看，全世界范围内人口仍然在向大都市圈集中。所以，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发展，更应该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所突破，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进程。

“人口是一种资源，不是负担。”陆铭介绍，当前的留守儿童和进城随迁子女数量占到学龄儿童的大约三分之一，如果这部分孩子教育水平和质量能够在城市中得到提高，是未来巨大的人力资本储备，反之，则将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埋下严重的隐患。

陆铭说，“根据我们团队的估算，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中大约五分之一集中在北上广深。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应该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使得更多的儿童可以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因为这些儿童才是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