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的是，并非每个来到台湾的人都感觉良好。我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的学生去了台湾之后，大失所望，“别去了，城市又旧又破，就像城乡结合部。”

他想象中的台北，即使不是迪拜，至少也是香港。不过，其实，哪怕在迪拜和香港，也有很多老旧的街道和房子。

之前有一篇文章很火，某网站总结了17点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包括：行人不闯红灯：观光景点不用门票；搭火车、公车不用安检；司机不按喇叭；警察不凶，女警很正；很多志工；经常听到“谢谢”……

其中，只有两点算得上是公认的巨大不足：

一是旅游业已经被大陆带坏，热门景点会购物；

二是房子都很旧，像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上世纪90年代的样子。

而第一条都还不算是台湾本土产生的问题，所以，真正属于台湾的最大“瑕疵”，就剩下房子老旧这么一点了。

不过，大家也善意地猜测：可能是房子和土地归私人所有，所以要不要粉刷建筑，只能由屋主决定；外墙各式各样的广告只要内容不触法、没有安全疑虑，都不会有人开罚。

台湾的城市有多旧？

走出台北、高雄这样的大城市（台北高雄的老城区照样很多老房子），其他城市和大陆比起来都差不多是县城的规模——当然台湾本来就不大，高楼大厦很少，街道很多但是很狭窄。

居民房子大多在三层左右，形状也很不规则，和大陆城乡一体化之后的连排农村安置房比起来，都相差一大截，尤其是在台南这种地方，甚至还会出现轻率而任性的三角形房子，很多老城区的房子甚至还有铁皮屋顶。

都市更新也极度缓慢，很多老房子都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了，好像也没有看见拆迁的动作。

那么，台湾的房子为什么会这样旧呢？是台湾的经济不好？我想没几个人会承认这点。

还是台湾的城市建设有什么我们不了解的规则？这一点几乎是大家认同的方向。还是说这是台湾的城市化历史和现实规则共同演进的结果？或许都不只这么简单。

台湾城市化的过程

大致而言，世界城市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自行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发选择，比如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另外一种是政府主导，进行政策及资金上的扶持，比如新加坡。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政府扶持和市场选择相互结合，而台湾正是如此。

回顾历史，台湾地区的城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只用了30年的时间城镇化率就从30%提高到70%；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城镇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85%。

但无论那个阶段，都和大陆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造城运动不同，台湾推行的这些政策更多的集中于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方面。

比如，从70年代初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开始的交通网络建设，几十年间，建立了极度完善的高速公路网、高速轨道交通以及港口运输网。这些建设将台湾到各区域，特别是将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紧密连接，实现通勤的便利，使人口分布和经济活动更为均衡；

在第二个阶段起，政府实施的各种促进文化娱乐与教育设施不再集聚于台北和高雄两大城市的规划，要求每个市或县均建立一个文化中心，包括一座图书馆、博物馆和音乐厅。

同时还建立了被全球称道的医疗保健网，与已形成的生活区体系相适应，全岛各处具有自己的医疗保健系统，防止了医疗服务集中于台北等大城市，使人口分布也趋向合理。

所以尽管随着台湾社会的演进，许多年轻人也纷纷到大城市发展，台北人也像上海人那样常常有种莫名的优越感；

尽管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唱出了许多台湾“60后”的回忆，但与大陆很多小城镇相比，台湾的小城镇的确有很多不同。

80年代，台湾工业发展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高昂的土地、人力成本以及严苛的环保要求等，使之无法与快速发展的服务业抗衡，服务业成为主导城镇化的新动力。

在此背景下，都会区中心的大城市人口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而都会区周边众多的中小城市则发展快速，工业生产逐渐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镇迁移。

在1986年之前，人口主要集中在台北和高雄等大城市，但之后，便越来越分散，从此台湾城镇化发展已显示出离心化的特征。

现在，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非常发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年轻人均衡分布于各处，甚至毕业后很多人愿意回乡创业。

台湾的乡镇也就并未像大陆的一些小城镇一样只剩下留守的老人们，相反有很多年轻人的创业工作室，而且乡间公交和便利店网络很发达，更没有大陆那么强烈的城乡二元化状况。

另外，从城市改造来说，台湾也没有进行大拆大建的过程，即使台湾也曾和大陆一样，因为人口迁移潮产生过很多低矮乱的外来住户区。

在1949-1975年间，各主要城市都面临大量从大陆迁台的军民和城乡移民涌入，到处是违章建筑占用，各都市乡镇都在新增或者扩大都市计划。

以台北为例，1963年政府官方统计全市有52887间违建，有292894人住在违建中，约占市民总数1/3——其实眷村很多临时搭建的房子也被算做违建，在著名的电影《搭错车》里，主角哑叔所在的眷村房子即将被拆迁，官方人员的说辞就是“你们这个本来就是违法建筑啊”。

于是台北市为了整顿市容推动公共工程，推动公共工程开辟道路，强力进行大规模的违建拆除。——就像《搭错车》的情节一样。

1964年，台湾在都市计划法中增列“旧市区之改造与新市区之改造”相关条文。

1976年国民住宅法立法通过。政府直接兴建国宅成为国家重大建设之一。各县市均成立国宅处，并多与军方合作取得眷村土地改建国宅，这段时间带来了一阵旧城改造潮，城市面貌变化得很快。

国民住宅的兴建数量虽然不多，但扮演了提升居民居住品质和推动都市更新的功能。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中正纪念堂旁1984年完工的新隆社区。

但是随着80年代台湾的城市发展均衡化，这一波大城市改造潮也慢慢平缓下来。加上解严之后，尤其是桃园神社事件之后，台湾本土的文物古迹保护潮到来，每个城市都划定了很多不同级别的古迹，要进行大规模大拆大建，更是不容易了。

台湾的拆迁法则

如前文所说，对于台湾这种城市的老旧，很多大陆游客善意地猜测：可能是房子和土地归私人所有，所以要不要粉刷建筑，只能由屋主决定，这当然是对台湾物权保护制度的美好信任。

言下之意是：台湾不会出现强拆，所以都市更新很慢。那么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

台湾的确没有城市拆迁的专门性立法，很简单，因为核心是土地，房屋只是土地的附着物而已。

所以，土地容积权也计算在房屋拆迁的补偿范围内，这样，要拆迁民众的房屋，除了地价补偿、房屋补偿和补偿安置，还要考虑将来的商业收益。

同时，台湾对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件，“程序正义”在房屋拆迁里显得非常重要。

既然土地是核心利益，必然谈到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台湾地区现行的土地制度，既非单一的土地公有制，亦非纯粹的土地私有制，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农地(农民私有)、市地（市民公有）、富源地（全体“国民公有”）构成台湾地权体系的三大类型。

如果土地属于你的私有农地，那你发达了，法律给予了最严格的保护和最大限度的财产权补偿；如果是市有土地，那么必须严格论证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否则不可以随便拆。

90年代，台湾仿效日本、美国出台了“都市计划容积移转办法”，设定了限制“一锤子买卖”的容积权。这样扩大了房屋拆迁的补偿范围，将民众和城市的未来利益提供了保护。

其次，就是严格的协商程序了。

台湾法律规定，在征收计划公布前，要经过公听会程序，民意机构会反复与政府讨价还价；然后还要有由专业的地价委员会根据市场评定地价，然后民意代表们又就这些细则再次提出问题；最后还有广泛的协商手续。

总之，从头到尾，民意机构都会瞪大眼睛不停“挑刺”。

在城市重建、改造时，如果市政府坚持实施，在经过2/3的居民同意后，即可以强制进行；如果是居民自愿要求改造，则需经过3/4的居民同意才可以强制进行。

台湾政府拆迁户多半采取“先建后拆”，先在较便宜的地方兴建国民住宅，安置拆迁户。而后对不愿离开者，才会采取强制驱离，但是基本上不会使用强制措施。

在台中有一个景点，叫彩虹眷村，原因是一个九旬的国民党老兵，因为对住了几十年的眷村怀有深厚感情，不愿意看见眷村被拆迁，因此，尽管全村都搬进国民住宅了，他仍然住在里面，还在全村的墙上和地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充满时代烙印的画。

这些画引起了台中大学生的注意，于是，政府曾三番五次来强行拆迁时，学生们轮流出动，保护老人和眷村。

最后，眷村如愿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一个著名景点。

那么台湾还有拆迁纠纷吗？当然有。

用于商业用途的土地征用，台湾的做法是将地价与房屋价值，将商业利益的一部分让渡给拆迁人，并充分考虑预期商业利益所带来的收益，通过代表协商还利于民，因此在私用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行为没有太多抗争的事件。

大多数的抗迁事件发生在公有土地上。

把“老旧”转化为“恋旧”

其实，在十几年前，面对这些老旧的城市面貌，台湾人也并不自豪，甚至是缺乏自信的，哪怕是首善之区台北，也是一个都市规划糟糕的丑陋城市。然而，这一切，都在新的都市更新计划和老屋活化运动中慢慢扭转。

台湾文创的精神之一，就是让老旧的城市焕发出年轻的活力，却没有推倒一座老屋。被台湾咖啡馆吸引的朋友，很多人最心仪的可能不是那些崭新气派的咖啡店，而是那些从老房子改造出来，充满怀旧气息和创意精神的咖啡店。

一九九〇年代末，台湾各地慢慢开始出现了一些「老街观光地」，三峡老街、淡水老街、大稻埕、安平老街等，都是这时候被开发出来的。

二〇〇〇年代中以来，从之前以一个整体街区为主的聚集性经济发展，转向为单店的发展，改造老屋的消费设施更成为一种流行，从南到北，老屋咖啡、老屋民宿、老屋艺廊、老屋书店、老屋甜品店如初春新生的绿芽，遍佈全台，其中台南的林百货的更生，台中的宫原眼科等，都是极好的范例。

当然，我们在羡慕这些老屋活化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其实是台湾在随着都更越来越吃力，耗资巨大的情况下，努力寻找城市发展方向的尝试。

更重要的是，在老屋新生的过程中，透过与文创力量的结合，使得老屋成为社区、在地的文创新节点，更衍生出迥然不同于一般专业化、园区化的文创魅力，让文创的能量与日常生活有了更强的连结与可能性。例如，由台北市文化局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媒合计画」，就是透过鼓励民间企业与团体投入各处閒置老屋修复与活化使用，为都市活化找到新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台北的形象逐渐转变为一个两岸三地中最舒服、最小清新、最慢活、最有人文精神的城市，台湾人的自信重新树立起来。

甚至，台北都开始因为相对较低的房租和消费水平，开始让过去前往大陆或者香港工作的人回流，甚至吸引了部分香港人来这里筑梦；

一种新产业模式也逐渐形成，亦即所谓「生活风格产业」，或者「小确幸产业」，他们既是伴随著新的消费市场逐渐形成，更进一步改变台湾的城市美学和生活风格。

所以，台湾仍然老旧，台北的建设仍然像二三线城市，但不是大陆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而是越来越像一个我们印象中美好的欧洲二三线城市──亦即他们不会成为巴黎或伦敦那样的超级大都会。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品质生活、产业，而且基于历史和当下人们价值所创造出的城市精神和特色，让城市的历史与记忆可以被保存，让新的创意与梦想可以被实践，让人们可以生活的更自由、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