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落的未来走向

传统的村落是一个靠熟人或者说人际关系来维系的社会。

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进入到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他们会把城市里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带回农村，维系原来村落的一些制度安排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原来农业社会是以高劳动投入为主，这样形成整个村落和土地之间的半径是很近的。但是，现在以机械投入为主后，劳动力投入大大下降，现在村庄跟耕作土地之间的半径也在发生变化。

出村农民的代际也在出现差异。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农民，即使来到城市，还是会带着赚到的钱回来建设村庄，比如说会在村里建自己的房子。70年代出生的这一拨农民，基本上还是会带着钱回来建房子娶媳妇。

但是80后、90后农民走出乡村后，已经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不再像上一代那样，对土地有那么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人走以后，钱不再带回来了。所以，人口不断城市化的结果是村庄更进一步破落。

中国村庄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化带来的，但是未来城市化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可能会非常不同。

未来村庄跟城市的关系可能分成三类：

一类村庄随着城市的扩展，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第二类村庄会成为“城乡驿站”，就是城里人和村里人相互流动的一个过渡区域。所以这些村庄会成为城乡人口、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最活跃的地区。

第三类是传统农区，有一些文化特征的传统农区可能会保留下来，但不少传统农区会趋于破败或消亡。

因此，农村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采取不同的办法。

当前的村庄治理结构存在两个问题：

村庄在城市化的过程是否采取城市一样的治理模式？这是争议非常大的；

在村庄治理结构里面，现在的党支部、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处理？

村落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目前还难以找到答案，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未来村庄的巨变是必然会发生的，且是不可逆的。

再来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包括集体所有制改革、农地的三权分置及宅基地制度改革。

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变大格局下，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集体所有制安排，改革过程中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以成员权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改革中，从哪个时点来确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安排，全国都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再比如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承包权“长久不变”，而现在有一种趋势是将“长久不变”设计成“70年不变”，向国有土地制度看齐，这样有没有必要？

对于农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厘清，在所有权跟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已经明确的基础上，这一轮政策导向是想解决承包经营权下，经营权如何单独设权的问题，意在让新的经营主体可以扩大规模和投资，还可以抵押融资，以解决承包经营权太小，不适合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但目前三权分置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分歧。

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宅基地制度的改革。

目前的改革设计仍然基于两个前提：

第一是成员权不能破，宅基地流转只能限于集体成员内部。

第二是无偿，继续保留宅基地一户一宅的分配方式。

然而，这里面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无法进行一户一宅和无偿分配的地区，宅基地如何改革？

这意味着，如果继续保留上述两个前提，宅基地制度无法改变，这也是宅基地改革停滞的原因。

如果要顺应宅基地的财产权制度安排，就要变无偿分配为有偿分配，并打破以成员权分配宅基地的制度安排。

  **** 农业战略需要重大转变

目前，中国的农业面临着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困境。

中国农地流转的比例达到30％多，其实并不低。但是，土地流转加快以后，土地的租金和雇工费用上升，农地规模经营利润下降。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2008年－2013年间，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每亩流转地租金年均增长18.4％，每亩人工成本从175元提高到429元。

由于地租和雇工费用快速上涨，农地经营利润下降。2008年－2013年间，三种粮食的每亩净利润从186元下降到73元，成本利润率由33.14％下降到7.11％。这说明经营规模扩大后，土地单产是下降的。

再通过对6万户农户的抽样调查可以发现，小规模农户每亩的平均产值是2614元，大规模户是714元。这说明土地规模扩大以后，劳动生产率虽然上去了，但土地的生产率下降了。

不同经营主体的生命力也不一样，和改革开放之初的自耕农比较起来，小农对于土地的投入和关心是不同的。

通过研究发现，从效果、利润以及对土地的关心来讲，家庭农场是最合适的一种农业经营形式。

现在政府主推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它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为什么要合作？

大量的合作社是为了套取补贴，拿到优惠、补贴后，自己内部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而公司农场面临着雇工管理困难、租金成本高、土地使用权回报低等问题。

农地的经营主体在多样化，但是各类主体的生命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除去上述几方面外，农业的规模报酬与出路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

主要问题是靠土地规模的扩大来作为获得规模报酬的主要方式，但这往往事与愿违。

中国追求土地规模报酬的弥补路径可以有两个：

一是区域种植的专业化。

比如最近几年的作物种植的区域专业化已经非常明显，不仅仅是粮食作物区域专业化非常明显，其他的像蔬菜、水果等作物的区域专业化都很强。

另外就是服务的规模化。比如一些集体组织统将农业生产的某一个环节、某几个环节或者全部环节，以订单的方式委托给供销社，从而获取服务。结果是无论大田作物，还是经济作物，土地托管跟农户自种相比，投入减少，产值增加，效益明显增加。这可能是一个提高规模报酬的路径，当然也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基于以上提出的种种问题，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基于“以农为本”的农业发展战略向“城乡中国”的转变。

这一转变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原来农业主要是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但现在已经向食物质量安全转变了。

第二，农民身份的再认识。从原来基于均制化的农民的政策导向，转向异质化的农民身份的再认识，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到农户的多样性。

第三，农业的形态和功能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已经不是传统的原来以小农为主、以种植为主，保证基本食物需求的农业。未来对农业的定位应当发生变化，未来农业的形态和功能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又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四，现在城乡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打通，这可能是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最重要因素。所以，从“十三五”开始，我们从原来的“城乡隔绝”走向了“城乡融合”。这也是农业发展战略里面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

第五，通过高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问题，会使农业继续保持竞争力吗？在未来农业的发展里面，中国农业的竞争力靠什么来体现？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高补贴能否继续支撑？

中国这一轮的乡村转型实际上是由于人口出村带来的，在我看来，这种离开将是“一去不复返”的。

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促成了正在发生的乡村形态变化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它将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构筑出全然不同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