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变成会“吐纳”的海绵
2018-06-01 龙景园网 buzhou 点击量：
城市内涝、干旱缺水、水体污染……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在飞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各种水危机的挑战。低影响开发的理念逐渐延展到城市尺度，就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水敏感城市设计”、英国的“可持续排水系统”、荷兰的“海绵城市”等。
从一栋高层建筑向下俯瞰，地面上是一片几乎完全浸没在雨水中的小汽车。这样的图景是2012年7月21日那场特大暴雨给北京市民留下的记忆。
出难题的不只是大暴雨。自2014年10月中旬起，北京城区连续88天没有出现雨雪天气，北京气象史上的最高纪录是连续108天。南水北调来水进京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为100立方米左右，约为全国的1/20和世界的1/80，年缺水量在10亿立方米以上。
城市内涝、干旱缺水、水体污染……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在飞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各种水危机的挑战。一时间，体现绿色可持续治水理念的“海绵城市”备受热捧，各地创建海绵城市的呼声高涨。
“锦上添花”的绿色基础设施
“海绵城市”这个通俗形象的概念，还有一个专业的称谓：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乡村在成为城市之前，高低不平的泥土地能渗透、蓄滞雨水，没有萎缩的湿地湖泊是天然的蓄水池，没被填埋的河道行洪通畅。水往低处流，自然生态有一套让暴雨变得平缓的法则。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挤占原先容纳雨洪的“低处”，满溢的雨洪演绎出了一幅幅“城市看海”的图景。
欧美国家在城镇化历程中逐渐意识到，常态化的城市内涝，不能靠单一的加大排水系统来治理。尽管雨洪可能会带来灾害，但也是可利用的水资源。上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了低影响开发的理念和技术体系，其核心是采用多种分散的源头控制措施，尽可能保持城市开发前后的水文特征一致，减小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冲击。
防洪专家、中国水科院副总工程晓陶介绍，美国的低影响开发最初是在社区尺度上实现的。规划之初，依据小区地形地貌，在低洼的地方设计下沉式的绿地花园或蓄水池来调蓄雨水。雨水通过人工湿地净化后再排入管网，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进入河湖。“力求实现新建小区不增加城市排水的水量和水质负担，这套措施随后被称之为‘绿色基础设施’，以区别于‘灰色基础设施’，即传统的工程设施”。
低影响开发的理念逐渐延展到城市尺度，就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水敏感城市设计”、英国的“可持续排水系统”、荷兰的“海绵城市”等。去年10月，我国住建部发布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提出充分发挥城市绿地、道路、水系等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的海绵城市。
在程晓陶看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空前迅猛，仍处于爬坡阶段，城市水安全保障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加之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地理气候条件差异大，我国建设海绵城市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欧美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已高达80%，在城镇化过程中建造了较为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在此之上的绿色基础设施更多的是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
“我们很多城市的‘灰色基础设施’还‘欠账太多’，需重视两者的有机结合。若过于强调局部或点上的‘绿色’，甚至用‘绿色’否定‘灰色’，就是本末倒置了”。
科学规划切莫造盆景
东濠涌是广州仅存的旧城护城河，发源于白云山南麓，从北至南穿越中心城区汇入珠江。明朝时的东濠涌，涌宽水深，可以通舟船，是广州城东的交通要道，因水质好还肩负着供水渠的重任。
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许多古老的护城河逐渐消失了，幸存的东濠涌也变得“面目可憎”。20年前，程晓陶去当地调研时，河道边的居民向他诉苦，“希望政府能早点把臭水沟‘盖’起来”。
最近一次去广州考察，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东濠涌完全换了模样，涓涓溪流中有成群的游鱼，还有孩童在戏水玩耍，人造景观也显得光鲜亮丽。这一改变得益于广州筹备2010年亚运会期间推进的大型治水工程。
2008年，广州提出将在两年内投入486.15亿，对全市121条河涌进行整治，其中位于中心地段的东濠涌成为重中之重，投入10.38亿对东濠涌南段1.89公里进行改造。然而，广州市环保局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东濠涌水质在连续8个月达标后，今年2月重回劣V类。
“现在不少城市存在类似现象，以搞运动的方式治水，热衷于造出‘盆景’式的亮点，建设与维护成本很高，但对城市整体水环境改善的效果有限，反而不利于实现‘空间均衡’，海绵城市建设切莫陷入造‘盆景’运动的怪圈。”程晓陶表示。
反观香港渠务署20多年治理洪涝的实践，可视为科学治水的典范。据统计，香港暴雨积水点从1995年的90处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11处，年受淹范围从约3000公顷减少到100余公顷。
香港处于台风暴雨多发区，其北部低洼区、沿河沿海洪泛区及部分老城区经常发生洪涝灾害。渠务署及其前身渠务部，自1988年起，用10年时间开展了3期“全港土地排水及防洪策略研究”。每期研究历时两至三年，形成了“下排、中蓄、上拦”与“自下而上”分期实施的治水策略。
程晓陶介绍，“下排”为常规的工程设施；“中蓄”是建地下蓄洪池；“上拦”是沿山坡建雨洪隧道拦截山区强降雨形成的山洪。“自下而上”则是先修见效快、应用几率高的设施，而投资大、施工期长、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基础设施则往后放。目前，渠务署的工作重点已转入追求绿色可持续的雨水管理模式，如发展绿色屋顶、绿色河岸等。
“香港每期治水规划的制定，均以科研为先导，在总体布局统筹指导下，做好实施顺序的优化安排，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才使得暴雨积水点显著减少，这种模式对海绵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程晓陶表示。
为避免海绵城市建设变成打造“微缩景观”，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表示，一定要注重海绵城市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要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审计、政府问责等措施，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用生态规律和法律规则作为外在的约束和内在的指引”。
从一栋高层建筑向下俯瞰，地面上是一片几乎完全浸没在雨水中的小汽车。这样的图景是2012年7月21日那场特大暴雨给北京市民留下的记忆。
出难题的不只是大暴雨。自2014年10月中旬起，北京城区连续88天没有出现雨雪天气，北京气象史上的最高纪录是连续108天。南水北调来水进京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为100立方米左右，约为全国的1/20和世界的1/80，年缺水量在10亿立方米以上。
城市内涝、干旱缺水、水体污染……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在飞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各种水危机的挑战。一时间，体现绿色可持续治水理念的“海绵城市”备受热捧，各地创建海绵城市的呼声高涨。
“锦上添花”的绿色基础设施
“海绵城市”这个通俗形象的概念，还有一个专业的称谓：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乡村在成为城市之前，高低不平的泥土地能渗透、蓄滞雨水，没有萎缩的湿地湖泊是天然的蓄水池，没被填埋的河道行洪通畅。水往低处流，自然生态有一套让暴雨变得平缓的法则。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挤占原先容纳雨洪的“低处”，满溢的雨洪演绎出了一幅幅“城市看海”的图景。
欧美国家在城镇化历程中逐渐意识到，常态化的城市内涝，不能靠单一的加大排水系统来治理。尽管雨洪可能会带来灾害，但也是可利用的水资源。上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了低影响开发的理念和技术体系，其核心是采用多种分散的源头控制措施，尽可能保持城市开发前后的水文特征一致，减小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冲击。
防洪专家、中国水科院副总工程晓陶介绍，美国的低影响开发最初是在社区尺度上实现的。规划之初，依据小区地形地貌，在低洼的地方设计下沉式的绿地花园或蓄水池来调蓄雨水。雨水通过人工湿地净化后再排入管网，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进入河湖。“力求实现新建小区不增加城市排水的水量和水质负担，这套措施随后被称之为‘绿色基础设施’，以区别于‘灰色基础设施’，即传统的工程设施”。
低影响开发的理念逐渐延展到城市尺度，就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水敏感城市设计”、英国的“可持续排水系统”、荷兰的“海绵城市”等。去年10月，我国住建部发布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提出充分发挥城市绿地、道路、水系等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的海绵城市。
在程晓陶看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空前迅猛，仍处于爬坡阶段，城市水安全保障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加之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地理气候条件差异大，我国建设海绵城市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欧美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已高达80%，在城镇化过程中建造了较为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在此之上的绿色基础设施更多的是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
“我们很多城市的‘灰色基础设施’还‘欠账太多’，需重视两者的有机结合。若过于强调局部或点上的‘绿色’，甚至用‘绿色’否定‘灰色’，就是本末倒置了”。
科学规划切莫造盆景
东濠涌是广州仅存的旧城护城河，发源于白云山南麓，从北至南穿越中心城区汇入珠江。明朝时的东濠涌，涌宽水深，可以通舟船，是广州城东的交通要道，因水质好还肩负着供水渠的重任。
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许多古老的护城河逐渐消失了，幸存的东濠涌也变得“面目可憎”。20年前，程晓陶去当地调研时，河道边的居民向他诉苦，“希望政府能早点把臭水沟‘盖’起来”。
最近一次去广州考察，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东濠涌完全换了模样，涓涓溪流中有成群的游鱼，还有孩童在戏水玩耍，人造景观也显得光鲜亮丽。这一改变得益于广州筹备2010年亚运会期间推进的大型治水工程。
2008年，广州提出将在两年内投入486.15亿，对全市121条河涌进行整治，其中位于中心地段的东濠涌成为重中之重，投入10.38亿对东濠涌南段1.89公里进行改造。然而，广州市环保局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东濠涌水质在连续8个月达标后，今年2月重回劣V类。
“现在不少城市存在类似现象，以搞运动的方式治水，热衷于造出‘盆景’式的亮点，建设与维护成本很高，但对城市整体水环境改善的效果有限，反而不利于实现‘空间均衡’，海绵城市建设切莫陷入造‘盆景’运动的怪圈。”程晓陶表示。
反观香港渠务署20多年治理洪涝的实践，可视为科学治水的典范。据统计，香港暴雨积水点从1995年的90处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11处，年受淹范围从约3000公顷减少到100余公顷。
香港处于台风暴雨多发区，其北部低洼区、沿河沿海洪泛区及部分老城区经常发生洪涝灾害。渠务署及其前身渠务部，自1988年起，用10年时间开展了3期“全港土地排水及防洪策略研究”。每期研究历时两至三年，形成了“下排、中蓄、上拦”与“自下而上”分期实施的治水策略。
程晓陶介绍，“下排”为常规的工程设施；“中蓄”是建地下蓄洪池；“上拦”是沿山坡建雨洪隧道拦截山区强降雨形成的山洪。“自下而上”则是先修见效快、应用几率高的设施，而投资大、施工期长、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基础设施则往后放。目前，渠务署的工作重点已转入追求绿色可持续的雨水管理模式，如发展绿色屋顶、绿色河岸等。
“香港每期治水规划的制定，均以科研为先导，在总体布局统筹指导下，做好实施顺序的优化安排，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才使得暴雨积水点显著减少，这种模式对海绵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程晓陶表示。
为避免海绵城市建设变成打造“微缩景观”，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表示，一定要注重海绵城市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要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审计、政府问责等措施，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用生态规律和法律规则作为外在的约束和内在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