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景区门票价格改革牵扯的问题非常复杂，利益纠葛非常多，而改革关键就在于如何解决好政府管制与景区经营者的积极性如何调动之间的矛盾，让门票价格既兼顾公共景区公益性，又兼顾其合理的保本盈利性与可持续发展。

近十多年来公共景区门票价格问题一直遭受社会各界批判，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同于西方富裕国家的是，我国的旅游业是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对我国的经济拉动作用不可小觑。

如果我国的公共景区全部实行免门票或低价门票的运营方式，这将意味着资本投入不能盈利甚至亏本，这显然无法对经营者和地方政府产生激励效果。

此外，我国大部分公共景区具有非竞争性与排他性特征以及自然垄断属性。这类公共景区点的资源虽然是公共的，但景区点配套设施的开发与维护需要巨量资金。

如果运营成本由地方财政或地方企业承担，贫困地区显然会将景区点作为发展地方经济合理赢利的新增长点。

所以，公共景区门票定价的关键是要解决好政府管制与景区经营者的积极性如何调动之间的矛盾关系，使得门票价格既兼顾公共景区公益性，又兼顾其合理的保本盈利性与可持续发展。

◆自然垄断规制与门票价格补贴

公共景区由于存在自然垄断，需要集中经营、统一规划与统一定价，以此避免碎片化经营与恶性竞争所导致的公地悲剧问题，但由此也会导致垄断定价问题。

所以政府一般会对门票价格进行管制，价格管制简单来说是指政府出面来制定一个平均运营成本价格，以便景区生存下来。但由于公共景区需求曲线不同于传统商品，它具有纵向加总特点，所以这个平均运营成本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这将妨碍效率，由此社会(政府)通常通过补贴或两部制定价来激励经营者的持续及有效运营。

我国补贴型景区主要有“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及“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的城市休闲公园”等。然而，补贴手段通常都有真实的资源成本，我国补贴型景区数量在A级景区中占比较少，现实中依靠政府补贴难以成为主要激励性政策。

两部制定价则属于间接性补贴，它是指游客凭门票(门票可以为零)进入景区后，部分景点和服务需另行支付费用才可享受的方式，混合票制是其通常表现形式，但此种定价方法的弊端在于其易遭致游客不满，因为这会使得其利益转向景区相关经营主体，而且对游客不公平。

两部制定价在《旅游法》以及政府规制文件中有诸多限制，如“游览参观点原则上应实行一票制”，否则须“由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且需“听证会”、“价格公示””等。所以，公共景区在现实经营中需要视实际情况来对补贴与两部制定价的激励政策适用条件做出界定。

◆公共景区门票定价的基本方法

总之，公共景区门票定价应视供给曲线(平均运营成本线)与社会需求曲线是否形成均衡点而定。

倘若平均运营成本低于社会可接受的价格，这即是有均衡点。价格管制的目标即是使得景区门票不大于总运营成本平摊到每位游客所形成的平均运营成本，并且接受听证会的评议和向社会公示。

此类景区还可以进一步实行“门票+小票”或“免门票+小票”的运营方式。公共景区是否免门票，这又取决于自身的需求弹性以及能带来的收入乘数效应，一些门户型、枢纽型旅游目的地的一些著名景区显然更具有这种效应，因而是更有可能实现免费的公共景区。

比如西湖，其实它并不是纯粹的免费模式，而应该是“免门票+小票”运营类别，不仅如此，灵隐飞来峰、动物园、满陇桂雨公园、云栖竹径等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涨价。收取小票的景点和服务概括来说适合于公共景区内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的景点及产品和服务。

此类景点和服务定价类似于一般商品，比如：旅游纪念品与土特产品等，其价值和使用价值通过交换实现，具有竞争性，而当某游客购买之后，其他游客则不可能拥有，所以又具有排他性。

这部分景点和服务包括旅游商品及服务、游乐场服务、游船等游览和交通服务、旅馆住宿服务、旅游餐饮服务等。此外，对于景区内部分拥挤的景点，也同时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这类有部分是私人产权，类似于上述情况，但也有可能是公共景区内的景点。

倘若平均运营成本高于社会可接受的价格，根据公共景区非竞争性下的有效提供理论，供给曲线与社会需求曲线将没有交点，均衡无法形成。这类公共景区大多采取免费开放或者低价门票的运营方式，同时主要通过申请政府补贴的方式来弥补成本。

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的大多数博物馆，其馆内珍藏大量文物，文物保护及研究费用、人员支出费用、物业管理费用等平均运营成本巨大，然而博物馆属于文化性享受需求，社会需求曲线不高，像我国缺乏大企业资金支撑的民营博物馆普遍都由于成本高而无法盈利就是有效的证明。补贴可以有政府的直接财政补助、社会捐赠以及景区工作人员引入志愿者以此降低运营成本等多种方式。

进一步的，从整个城市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的地区差异较大，不能简单实行“一刀切”的政策。有的发达地区可以将公共景区作为“社区型福利”，并以此营造投资和宜居环境，但对很多欠发达地区来说，景区收入却是他们财政收入来源。

对这些地区来说，景区门票价格降低或免费之后，如果政府税收及补助资金不足，景区将无动力改善低价或免费部分的景点及基础设施软硬件质量，所以会造成一些难以获得政府资金的公共景区旅游设施及服务质量变差甚或无法运营，而这部分景区如果纯粹通过市场化运作，通过利用其垄断性定高价来经营，或许可以存活乃至盈利。

所以，价格的调整也意味着公共景区经济结构与关系的调整。而如何调整经济结构这其实也是我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对过分依赖门票经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一大挑战。有的研究也表明：免费或低于平均运营成本的门票价格并不一定能带来社会福利最优。这些欠发达地区如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补贴到景区当中，不但难以通过公共景区来营造理想生活投资环境，而且反而可能会由于财政困境而陷入“贫困陷阱”当中。

从公共景区经营的角度来说，平均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管制及两部制价格既保证了近似完全竞争的帕累托最优，从而纾解民意，又最大程度刺激了公共景区经营者的积极性。

◆进一步的思考

综上，本文其实是给出了独闭式和嵌闭式公共景区门票价格规制的基本方法，结合独开式、开放式和风景道式公共景区的门票价格规制，笔者已经通过三篇文章对我国公共景区的门票定价提出了系统判断。

这种基于公共景区经济属性与国情特殊性提出的分类对策，有利于保障公益性和调动公共景区经营积极性，也有利于各利益主体方的福利比较与补偿政策制定。不过，公共景区门票价格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比如：门票价格诸多现实影响因素还没有完全被阐述：上述门票规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的可实施性方案来加以丰富，尤其国有重点公共景区的门票降价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政策热点问题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此外，随着互联网普及、资费降低以及政府对旅游互联网产业的支持，在线旅游平台获得了快速发展，其双边垄断势力也在加强。公共景区自然垄断对门票价格的影响作用由此在削弱，甚至会因为平台控制而出现定价支配权丧失之情形，那么我们又如何从整个旅游产业链的视角来规制公共景区的门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