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鉴：中国古镇与主题公园迪士尼殊途同归
2018-06-23 龙景园网 龙景园 点击量：
近日，备受瞩目的全球第六座、中国内地第一座迪士尼度假区开始售票，引发热情关注。十九世纪末，主题化空间还只是局限于围墙四壁内的博览会和游乐场。在之后的一百年间，它的手法、美学、建筑和娱乐方式，已影响到了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从国家战略（世博会）到地方营销（深圳华侨城），从遗产保护（威尼斯）到“修旧如旧”的城市更新（成都宽窄巷子、北京南锣鼓巷），从追求利润的购物中心（北京蓝色港湾、东莞新华南MALL）到非营利的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从追求奇景和梦境的“外国”（迪士尼乐园）到追求“乡愁”和“古风”的人工小镇（拈花湾），主题公园改变的不仅是空间地景，更带来了消费体验的转变。
主题化空间因其范围广，容量大，业态存在形式多样，成为区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其配置完全与市场有关，并随着市场的需求自发地进行调整。城市主题化空间是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城市休闲娱乐功能完善的象征。它的每一次转型，都紧随时代需要、产业需求及市场需求，都是某种文化及某一时代的承载。
中国主题公园五次建设浪潮
1981年建成的黑龙江大庆儿童乐园和1983年建成的广东中山长江乐园开创了国内游乐园的先河。1983年因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需要而搭建的大观园拉开了国内人造景观的序幕，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资75万元，宣武区筹借90万元，修建怡红院、潇湘馆等8个景点建筑，拍摄结束后，大观园归宣武区所有，并进一步兴建大观园全景，对外开放，开展观光旅游。这成为国内主题公园发展史上的标志，也是中央业务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联合，打破部门界限，在北京文化产业开发方面进行的最初的改革探索。这个时期被称为“中国主题公园的启蒙时代”。
1989年，深圳华侨城地产“锦绣中华”板块的成功，兼具规模经济的商业意义和提升城市的文化价值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旅游业进入了主题公园时代。那个时期主题公园的建设主要表现为批量复制的模式与“大国”、“传统”文化的崇拜，亦可简单地理解为对成功项目的路径依赖。“锦绣中华”与中国传统的集锦式“移步换景”的园林实属一脉相承，但视角更为宏大，达到了“地大物博”和“万国来朝”的精神追求。但并非所有的“新集锦式园林”均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例如北京的“世界公园”和“中华民族园”则运营惨淡，一直被北京人诟病“去实地旅游不就行了，干嘛来看假的”。——无独有偶，巴黎在1992年建成的迪士尼乐园也遭遇到了这种本地冷遇。直到后来婚庆产业走向成熟，城镇化也进入高潮的时候，北京的这两处景点才算获得了转机。
1995年至1999年，中国旅游业在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中追寻产业化梦想，出现了中国主题公园的第二轮热潮。这时，风景区和主题公园成为了两种旅游业的主导模式并驾齐驱。
2000年至2004年，中国旅游业从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两轮驱动走向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并驾齐驱，也是中国主题公园以“打造品牌”为核心的第三轮热潮，但市内或者市郊的主题公园渐渐被可负担得起的远距离机票、酒店等所抛弃，实际上开始进入了某种相对于自然景区而言的迟滞状态。很多主题公园烂尾，但常州恐龙园的异军突起则为主题公园注入了一阵新风，即主题公园加入了科普和参与性表演的内容。
2005年至2009年，“三年门票涨价年”后，中国从旅游大国走向旅游强国，也是中国主题公园第四轮投资建设热潮。自然景区建设也从主题公园中学到了大型实景秀这种展示模式。
最后一轮的热潮则要从2012年算起，即伴随“乡愁经济”而开始的古镇主题公园化。这一次主题公园对自然景区的“碾压”在于，过半人口的城镇化造成了更强大的郊区度假休闲游的需求，而自然景区的可达性不高，基础设施较差，门票性价比也较差，当地政府对景点提升GDP的要求反而成了发展的绊脚石。
精神上的“殊途同归”
在中国三十年的城市化历程中，主题公园从第一代以科学科幻、机动游乐、动物观赏为主的都市游乐场，到将娱游功能、住宿购物和地产开发相结合的“旅游+地产”模式的主题乐园，再到迪士尼乐园和拈花湾这样的消费空间，主题公园与日常生活形成错位，邀请游客进入另一种有别于现实的乌托邦情境。游客们在乐园内与其它时空相遇，或是被拽入到对现实境遇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去，暂时脱离了“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主题空间伴随城市绅士化运动得以发展，并在城市定位向旅游业的转型中四处开花。它允诺给参观者新奇和熟悉、刺激和保护，其中的体验以“故事”装扮空间，让消费者在同一场域中进行多项不同的消费活动（如购物、去主题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看体育比赛、用餐、上赌场、住宿等）。文化想象中的“原真”则取代了在地与日常。有时，主题空间与它所身处的社会语境割裂，创造出一个由意象组成的虚拟现实—历史事件覆盖了进行中的历史，覆盖了原型，既带来了城市的同质化，又出于市场多元化的考虑，将差异进一步扩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题乐园的开发与管理活动并不单纯旨在为大众创造欢愉，而是在宏观经济和政治的驱动和限制下展开。以迪士尼而言，这并非是一个“哄小孩”的美国动画公司，而是一个包容万象的公司集群，旗下的电影发行品牌有华特迪士尼影片、试金石影片、好莱坞影片、米拉麦克斯影片、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和次元影业，它还拥有全美广播公司（ABC），ESPN体育频道，遍布世界的卡通电视网、唱片公司和众多一线明星，世界上最高水准的商业地产、豪华游轮和航线，其主题乐园中的娱乐项目也充满了美式的宣传教育和形象塑造。现有的产品，无论主题乐园中的娱乐项目、影视作品都严格遵守“政治正确”——不健康、非主流、另类的思想都不会出现。在那些带有迪士尼标记的动画或电影中，所有故事的核心价值都是爱国、忠诚、信念，正义，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happy ending。
而纵观中国五次主题公园建设热潮，我们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上的几次重大调整：
首先是改革开放，人们的娱乐需求得到了重视。
而后1992年起国企改革，大量人员失业，或者从“隐性失业”转变为“显性失业”，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国家政策试图通过半市场半计划经济的方式将失业人员“挤入”服务业中，发展三产。而在金融、会展等产业尚不发达的时期，新兴的旅游业与存在数千年的餐饮业相比，在“逼格”（即产业上的准入门槛和工人阶级的社会认同感）上占据优势，成为人们口中的“朝阳产业”，吸收了大量劳动力。
1994年实行双休日制度，1996年地方政府把旅游业列入“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1999年实现黄金周休假制度，是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的三个里程碑事件。
1999年，继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大批倒闭之后，国家改革也进入到第20个年头，国民人均经济水平有了长足进步，旅游业开始井喷。
主题公园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经历了两次热浪涌动，而上海迪士尼如此“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古镇”批量建设之中，则是中国第四次主题公园建设热潮最终的尾声，也与“古镇式主题公园”在精神上殊途同归。
1998年签订引进迪士尼乐园合同之时，中方的顾虑在于如何引导人民接受这种“美式的价值观、消费观”，而从2016年初《功夫熊猫3》的失败和《疯狂动物城》的成功，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传统符号象征性拼贴”的失败和“小镇青年闯荡大城市”唤起的共鸣。这时候人们才发现，30年来，中国也走过了一段相同的发展之路——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人口迁徙创造出勒庞的“乌合之众”。休闲时间与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高效而廉价的交通系统的普及，大小不一、规模不等的主题空间在日新月异的城市版图上，或者城郊的乡镇中滋生，成为追逐享乐的新兴有闲阶级的朝圣之地。
因此，无论是迪士尼这样的“幻境”还是拈花湾这般的“古风”，其本质与西安的“锦秋之城”都是不一样的。即，后者是处于传统的压迫之中不得不表现出的空间形态，作为帝国的展示之用，而前者则是消费引导风格，旅游变成了消费的附属品，风格仅仅是一层用之即弃的皮，其本质则始终不离消费主义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