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要不要逃离北上广”的争议像感冒一样时不时就会来一场，接近旧历新年尤其如此。对此我既无可奈何，又昏昏欲睡没有兴趣，它粗暴地将城市与乡村割裂开来，制造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在是没有“营养”的伪争议。今天更酷的事情是，那些正在发生的、将乡村与城市巧妙勾连、却联而不姻、维而不持的“新乡村运动”。

什么是“新乡村运动”？韩国在70年代有过这样一场，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安居乐业的韩国乡村。那么在中国是什么？一定不是自上而下的“新型城镇化”，而是那些默默生长的民间智慧——在互联网商业的大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创业者们对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的再造。“新”，是因为它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于历史上的乡村运动，亦不同于政府所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加引号，则表明它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运动”，只是一种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潮流。

以其中较有代表性且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F4”为例：2014年，四个农业领域的创业者决定组建一个组合，一起推行农业转型的理念，他们是陈统奎、赵翼、刘敬文和钟文彬。组合被命名“Farmer 4” ，他们愉快地称自己是农业领域的F4。尽管他们来自乡村，却反对传统化学农业，强调农产品的健康安全，更懂得利用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推广理念和产品。他们未必直接参与到农作物的一线，但他们切切实实能够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和品牌建设。

和叹惋故乡“沦陷”的人们不同，他们在探索故乡进化的可能性。

过去，政府所主导的新农村建设，给一些有特色、有“关系”的乡村带来了发展机会，多年前我作为基层记者，跟随地方领导考察过一些新农村，发现其主要特点是建设公路和外向型经济项目，总体上是一个“走出去”的发展之路。如火如荼的城镇化浪潮，本质上大抵如此。

但“新乡村运动”，是要打通乡村走出去和外界走进来的双向通道。通过电子商务，“F4”所售卖的农产品，由于打上了生产者和土地的亲切印迹，带上了互联网的“湿度”，被销往各地的同时，也吸引了愿意呼应他们的人们，作为顾客也作为朋友，也回以“湿度”，甚至不远万里寄回跨国明信片。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种通常由手工艺人享有的荣耀，会促使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持续下去。这让人恍然大悟，好的乡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这里，乡愁一定程度上也在进化：互联网让乡愁也能适度打包和快递了。网络已经越过盖楼时代，来到了转发时代。现实中，故乡也不再需要时时重返，故乡带在你身上。

过去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尽管颇有经济实效，但从文化角度来看，其弊端是明显的。首先，它带来了全世界最暴敛的拆迁血案，由此而来的官商勾结与官民矛盾，又进一步毁坏了公序良俗。更麻烦的是，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的指导思想是“去乡村化”的，它使得“乡村”这个“中性偏有美感”的词，跌落到了“农村”这个“中性偏贬义”的词，这种指导思想和春晚的农民审丑小品一道，让乡村愈发成为人们想要逃离而且不要回去的地方。

乡愁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东西。人们不能忘记故乡，而故乡却在（已）沦陷。人们来不及哀伤乡愁何寄，那些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生死以之的情感的旧屋、祠堂和山水，甚至拆迁现场的守屋人（以平度为例），都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在中国谈乡愁，是一个残酷的事情。

中国正在品尝上述后果。乡村空壳化和病理化几乎在所有的乡村发生，一方面是乡村日益凋蔽，田园荒芜，人去楼空；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比如木材、矿产等等，人们对乡村的索取更加无度，加之过度使用化肥等，对环境的破坏已很严重，乡村的自然环境由于监管者鞭长莫及甚至与破坏者沆瀣一气，更加恶化。中国近半数河流和湖泊严重污染。专家估计中国的癌症村已达460多个。

这样的乡村正在被无视、被抛弃，其村民或许未曾享受到环境破坏所换取的利益，却承受了破败后的沉重代价。类似的命运很快会落到新城镇身上。这几年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在竭力外拓，建了许多远远超过当地人口需求的房地产项目。然而举目望去，入住率低得可怜，虽是城市，恍如荒野，形同鬼城。未来，如果相关的人文和政治配套上不去，人们一定会像今天抛弃乡村一样毫不犹豫地抛弃中小城市（镇）。乡村与城镇，貌似在两个方向行进，却在同一个地方悲哀的相遇。

这是为什么？由于户籍的壁垒，很多外漂人士虽在大城市落了脚，仍不得不在家乡再买一套房，以备孩子返乡就学。排挤外地户籍人口在本地就学的情况，尤以首善之都北京为烈。而孕育这套户籍制度的政治系统，目前似无松动的迹象，且对教育平权的民间诉求予以压制。户籍的壁垒，横亘在房地产繁荣与新移民第二代的受教育权利困境之间，如鲠在喉。

从这个较为压抑的时代大背景重新打量“新乡村运动”，其活力与生机是难能可贵的。从“F4”的项目来看，它们不仅不是对生态的破坏，强调有机农业，自然农业，还关注更加立体的人气和社区的营造。令人遐想：原地布景，搭起大舞台，它们会“生长”成怎样自立自足的新乡村，能营造出多大程度的相对于前往北上广的“返乡逆流”和“守土自足”？

“F4”里面媒体人出身的陈统奎，成功说服了当地村民集资建了一条山地自行车赛道。这在过去的新农村建设中是不可想象的。不仅让村民出了钱，还用这钱修了一条看似“无用”的自行车赛道。而它的商业前景，显然是被陈统奎和他的村民们看好的。

亮点还在于，“F4”不仅仅只是某个项目的创业者，他们有领一时风气之先的气质。比如陈统奎曾经是“大学生返乡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他还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集号召者、研究者、践行者于一身，可以说既是一个社会创业者，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新乡村运动”的参与者们，脚踏乡村、城市和互联网，间离其中，联而不姻，维而不持，处于“变动的稳态”。这种松散的关系，乃其精髓。人类最好的“关系”，历来都是“若即若离”，好比庄子逍遥游于天地之间，浪漫自由，奇气袭人。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上山下乡、回城出城，来去自由。北上广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决不在于简单的去留，乃在于如何将它汇入你人生的大江大河。

回顾历史，在1920～1930年代，中国也有过一拨乡村建设运动，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700多个，先后设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其中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创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最为知名。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但精英知识分子放下身段，立志救济乡村，是其共同点。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等各种原因，这场蔚为大观的乡村建设运动陆续落下帷幕。它的种子，埋在一代代人的心里，今天借助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又重新萌芽。

F4们参与其中和弄潮儿的“新乡村运动”，让农村逐步恢复到乡村，赋予乡村一种具有当代性的商业色彩。他们的社区营造或曰社会创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互联网商业和互联网传播。他们不是自上而下的“救济乡村”，他们似乎有志于与乡村互利共生，谐同生长。我相信，他们所要再造的乡村，一定要有WiFi（歪坏）和触屏，这是新乡村的钢筋和水泥。实际上这完全应该成为所有社区和教育机构的标配。很遗憾，今天在很多乡村中小学，不要说歪坏了，很多老师实际上都没有怎么接触过触屏设备。教育界应该注意到，如果这一点没有被尽早补齐，还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差别。

互联网是自由的象征，亦是社群重组的节点。坦率说，今天，我们可以在谷歌地球遥望、鸟瞰故乡，明天，我们未必不可以在手机上从世界各地“回到故乡”、参与村治。互联网是新一代的新“故乡”，网络也可以帮助我们重返旧乡。

发韧于商业的“新乡村运动”，仅仅只是开始。新乡村运动的完成，一定不会止于商业，更体现在文化和政治的变迁。文化涵于生活方式之中，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变的山水情怀，而现代性的混搭与移动互联新玩法又给乡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什么样的乡村艺术会被创造出来？什么人会来做这样的艺术？乡村生活的玩法，还有很多可能性等待有心人去挖掘。

在浙江，早已获得世界级荣誉的著名建筑师王澍，曾经力拒拆迁重建，对一个古村落进行了古典式的修缮，我听说有当地村民还是不愿意住“旧房子”。而中国式的旧房子以人为本，没有人居住，建筑也会“死”的。当时王澍答应给村民设计出较为现代的生活设施。其实，类似这样的难题，或许还有更人性化的解决方案。住在那里的未必需要真实的主人（要注意到，他们大多已经年迈，且对新房子有过长久的盼望），而应该是适合或喜欢它的住户。

同样在浙江，杭州桐庐县同样也出现了普遍性的乡村空壳化，那里有1700多栋农村闲置房。当地就设计出了“空心村闲置用房流转”项目，试图把闲置房租赁出去，城里人向往好山好水好空气，农村闲置房又急等二次利用，正是一拍既合。桐庐第一个使用闲置农房的人表示：“2008年花1万元向房主买下了这栋80多平米的闲置农房的使用权，花十多万元装修后，我和老伴就在2009年初搬来住了。”这样的闲置房流转，将来如果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开展，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场面？

网络让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从语言到思维，再经由思维到行动。假如“新乡村运动”真能结出什么硕果，或许应该聚焦于“人的城镇化”和“人的重新乡村化”这两个精神向度：最终让乡村和城镇可以享爱同等的科技和政治文明成果，让城镇和乡村可以同样得到山水的滋养、厚朴人性的返真，以及自然信仰的皈依。

新乡村运动将如何延伸并介入基层政治？开放互联的电商与新乡村文化，会怎样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又将多大程度上影响村治的结构，甚至进一步由表及里、由下而上，改造基层的政治格局？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就握在这一代人手中。